长征的照明
张中俞
讲到红军的艰难长征，人们最为关注和熟悉的当属强敌围追堵截、战事英勇惨烈、坚定理想信念、坚信正义必胜、不怕困难牺牲、自然环境恶劣、变更行军线路、调整军事路线、党内争论激烈、红军紧密团结等，鲜有人去关注在长征进程中占据不少时间的夜行军时之照明。殊不知，它可是原真意义上的前途光明与否哟！本文试谈这个照亮前程却往往“视而不见”的问题，以就教于同行。
铁脚夜眼神仙肚，指中国工农红军有能走耐磨的一双铁脚、夜间可视的一双眼睛、忍饥挨饿的非凡肚子。只有神仙才不食人间烟火，“神仙肚”是指缺吃或没有时间吃东西。其实在更多时候，红军可夜视是相对而言，长征夜行军肯定得用火把、马灯、枞光、手电筒等工具来照明。当然，有时也会借助月光和星光。
一、夜行军安全
为隐蔽行动、减少损失，红军长征经常夜行军。为达静谧和求安全，其间不能照明，不许抽烟，不能发声（不准讲话、跌倒不叫、滚沟不嚷、负伤不喊、枪械器物要用软外包装以消音）。1934年10月10日，朱德、周恩来、项英发布《中革军委命令第5号》：“为隐蔽行动，避免飞机侦炸，应用夜行军。黄昏前集合，黄昏后移动，拂晓时停止。”据《蒋介石电令下达“追剿”方针及北西南各路行动部署》（1934年10月30日）命令：“空军应逐日派机，更番追匪，尽力轰炸，使匪白昼不敢行动。”夜行晓宿、打乱人体生物钟的强行军，虽然可躲开敌机侦炸，但也使红军行动缓慢，体能消耗大，使行进中的人、畜都分外疲劳。据童小鹏的《夜行军的一幕》载：“……疲倦的眼皮时常想闭着休息，而两腿仍旧不断向前走去，为避免跌交，逼得两眼不得不勉强睁大，不得不执行它的视觉任务。”
据史平（即陈云）的《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载：“于是我们沿着小路，在不能点火把照明的情况下，连夜急行军，八小时走了五十公里路。”据李富春的《夜行军》载：“为着隐蔽我军行动，为着避免敌人飞机的侦察与轰炸，有时为着天热乘夜凉，所以我们长征时多夜行军，特别是从出发到渡湘江的前后，差不多都是夜行军。夜行军，开始是不惯的，头几天，不管是有无月亮，或有火把，总觉得是高一脚低一脚的走，很吃力。特别是要把日常生活完全改变，日间的生活要改到晚上，开始是很不习惯的。”“离敌人很近，或甚至要穿过敌人堡垒线时，则夜行军是很肃静的，不准点火把，不准照电筒，不准乱吃纸烟，不准谈话。”据莫休（有人推测是徐梦秋）的《一天》载：“‘火把熄下，’‘火把熄下，’一个一个向后传递着，……传说最高山岭有一营敌人待解决，这时人都明白下命令熄火把的意义，才逐渐平息‘捣什么鬼，不准点火’的怨言怨语。”据《康克清回忆录》载：“为防敌人空袭，行军全在傍晚和夜间。”据童小鹏回忆：“为了避免敌机的侦察，到下午五时才出发。”据袁以辉的《红色电台长征记》载：“……为了不让敌机侦察出我军的行动方向，就避开大路走小路，跋山涉水过老林，而且总是夜间行动。”据杨定华（有人推测是邓发）的《雪山草地行军记》载：“这日晚上十二时从巴西及其附近出发。该晚月既不朗，星亦无光，黑云密布了天空，同时当时情况又不允许我们点火把，……”（即1935年9月10日凌晨——笔者注）据杨定华的《从甘肃到陕西——抗日人民红军北上长征的最后阶段》载：“因敌人距我们驻地只十五里，具体情况又不明了，为脱离敌人计，因此出发时禁止点马灯、火把，不准吹号、抽烟，不准呼叫和咳嗽。半夜行军确实吃了不少的苦头，不能抽烟、唱歌、说笑话已经够闷人了，而且在山地上行军。”
二、火把用最多
火把是供夜行照明用的火炬，通过燃烧而发光。它一般有主干和柴禾（干树枝、木片、竹片、杂草）等附着物，因其易备、省钱而在长征夜行军中用得最多。
据廉臣（即陈云）的《随军西行见闻录》载：“因为走得慢，即使下午预备了火把的人，也已经把两三个火把烧光了，以后简直前后看不见火把了，只有稀稀地看见几个马灯的灯光在走动。”据李富春的《夜行军》载：“……如果是没有月亮的天气，而在敌人离我们不太近时，我们总是打火把夜行军的。到了下午，大家把昨晚的瞌睡损失补足了，而又准备晚上行动时，宿营地的四周，总可听到找干竹子做火把，打碎干竹子的‘噼啪、噼啪’的声音。在部队中做火把，是一天一天的熟练，一天一天的进步的。……最好是找二三根较细的干竹，打破成几片，合起一节一节的捆起来，容易烧燃，光大且不怕风，也耐烧。我以为这是最好的一种。我们经过江西、广东、广西、湖南、贵州，常常夜行军，而且也容易找干竹子。但到云南以后，我们夜行军也少了，竹子也不容易找到了。点火把夜行军，是很壮丽的，……”据陆定一的《老山界》载：“知道部队今天非夜行军不可，她的房子和篱笆，既然用枯竹编成的，深怕有些人会拆下当火把点。我们问了瑶民，知道前面还有竹林，可做火把，就写了几条标语，用米汤贴在外面醒目处，要我们的部队不准拆屋子篱笆做火把，并派人到前面竹林去准备火把。”据李雪山的《艰苦奋斗的五军团》载：“为着避免敌机的侦察与轰炸，每天要夜行军，但漆黑似的夜里，高低不平的山路，只有打着火把，才能走路。五军团差不多每天是这样。”据彭加伦的《大王山上行路难》载：“还是找几个火把再讲，大家一拥，把一堆禾草抢光了。”据谢扶民的《经贵州苗山》载：“天一黑，满山川都是火把，是各照着去找自己的宿舍，……”据莫休的《一天》载：“大家在纷乱着劈竹子扎‘火把’了，一个个挺直的火把，悠长地斜倚在檐下屋角，太阳被威吓缩向西山背后了，天已逼近黄昏。”据《杨成武回忆录》载：“有的把圆圆的干竹破成几片，合在一起再一节一节地捆起来点燃，这样既不怕风吹，又很耐燃，一个班一把，简简单单，就照亮了整个行程。”
长征中，对火把是严加管理的，既不允许浪费，又不能没有火把可用，更不准因火把引发火灾。因此，规定了火把的持有量，原则上得有专人负责购买、捆扎火把等。因贫苦百姓的房子，多是用篾片、木板搭就，或糊黄泥，上盖杉树皮、茅草或巴茅等，少数为枝、草棚。不仅下雨就漏、刮风就透，还非常易燃，一旦风助火势，甚为难救。据廉臣的《随军西行风闻录》载：“苗家之房屋系用木板制成，上覆草或松树皮，屋之周围用木编之篱绕一圈。贵州东部各县之苗家甚多。”
1934年10月10日，《中革军委命令第5号》指出：“在苏区内夜行军，可以按规定数目点火把行军（每一伙食单位准点三把，伕子六担一把）。”但当长征到白区后，因难以筹措、危险增加等，红军夜间时点火把的数量遂有所减少。据《共和国领袖•元帅•将军历险纪实》载：长征初期陆定一的主要职责是“沿途写标语，喊口号、作演说，在行进困难时鼓励队伍前进，帮助伤病员和运输员，宣传群众纪律，为部队打前站、烧水、准备火把等等。……”因长征在两广时坏人纵火烧房，故红军十分注重防火，规定：以营为单位组织巡查消防队，每营组织救火队、每连指定一排为救火排，宿营地必须要有盛水的木桶，不准拿火把进房。
一旦所驻扎的村寨发生火灾，无论是坏人烧的还是指战员不慎引发的，红军都会积极进行补救、赔偿，使群众利益尽量少受损。如1934年12月14日晚9时许，在黎平高屯上少寨宿营的红1师某部一小红军因饥饿难耐而点枞光寻找红薯时不慎失火。虽经奋力扑救，不少房子仍被烈火吞噬。事后，红军立即进行调查、慰问，并给予相应赔偿；采用极端手段来执行纪律（处决了小红军），以维护正义之师形象。在贵州安龙马路河宿营的红军，晚上点灯照明不慎失火，烧了周光明家草房，红军深表歉意，并用四锭银子、一担谷子、部分衣物等进行赔偿。
正义必胜。红军指战员在长征中表现神勇，除不怕牺牲和斗志顽强外，老天爷也曾帮过忙。如从1935年5月28日晚开始，四川泸定地区的瓢泼大雨便遮挡了大军前行的视线，时常浇灭了用来照明的火把。河对岸的川军因支撑不住雨淋而停止前进并找地方宿营，为红4团飞夺泸定桥创造了有利条件。
三、用马灯有限
马灯是一种可手提、能防风雨的以洋油作灯油的灯，配上灯芯，外面罩上玻璃罩子，因骑马夜行时能挂在马身上而得名。沿海地区也用在船上，故称“船灯”。
灯少油难找，以致红军使用马灯受限。据《杨成武回忆录》载：“团部通信班、营部、连部都有两三个马灯，过山隘、桥梁，就把马灯集中起来给部队照明。”长征中，每个首长的特务员（警卫员）除了要拿武器等外，还要带饭菜、马灯、水壶、洋蜡、洋火等物品。据莫休的《由金沙江到大渡河》载：“五月十一日……我的特务员未随我逃开，他手提的菜盒、马灯被洞穿了几个大孔。”据杨定华的《从甘肃到陕西——抗日人民红军北上长征的最后阶段》载：“行了不久，忽然疑云欲雨，浓雾密布，星月又好像害羞似的，竟倚靠黑云来遮着。我们又无火把，队上马灯虽有几个，但无点滴洋油。我们像瞎子一样摸索前进，五步一停，十步一歇，……”1935年6月8日，军委命令军团：“因洋油缺乏，无线电指挥有中断之虞，……”旧中国在舶来品前加“洋”字，曾深深地刺痛民族自尊心，如洋油（煤油，其燃点介于汽油和柴油间，又称照明煤油和灯油）、洋布（机制布）、洋火（火柴）、洋钉（铁钉）、洋铲（铁铲）、洋碱（肥皂）、洋瓷盆（搪瓷盆）、洋瓷碗（搪瓷碗）、洋面（机制面粉）、洋灰（水泥）、洋铁皮（冷轧钢板）等。
马灯是红军长征路上的“指路灯”，其光虽弱，却照亮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真理路、胜利路。1935年3月10日晚，毛泽东在贵州遵义苟坝由警卫员陪同、提着马灯去找周恩来研究战略战术，改变了白天在会议上作出的关于进攻打鼓新场之决定。据刘英回忆，洛甫住室有“一床普普通通的灰床单，一个很薄的被子。……家里有一个洋铁皮做的文件挑子，普通的桌子。吃水的一个搪瓷缸子，还有一支小手枪，一把雨伞，他桌子上有一个马灯办公，他用的是钢笔。”据杨定华的《雪山草地行军记》载：林祖涵在长征中“……任远征军的供给责任，一切给养、服装均由他策划。在行军途中，他带着很深的近视眼镜，肩上背一袋麦子，不管黑夜和白天总是看见他左手提着一个马灯，右手执一根手杖。”
四、南方用松明
长征中，红军用松明来照明。松明俗称枞光，用烧枞树片来发光，即把油松劈成条状或块状晒干后以燃烧发光，易燃又耐烧。在部分南方山区，将马尾松等称为枞树。据《杨成武回忆录》载：“还有一种是松明灯，这是山区老乡常用的。”
松树富含油脂，适合引火、照明。在没有电灯的年代，山中居民生火做饭、夜间照明，都离不开它。松明在风中不易被吹熄，防雨水性又较好，可算是应对潮湿环境的优质照明物和助燃物了，但烟熏眼和污染严重。据[明]陆深的《燕闲录》载：“深山老松，心有油者如蜡，山西人多以代烛，谓之松明，颇不畏风。”
五、偶打手电筒
手电筒是一种手持式照明工具，简称电筒。民国的手电筒有一个由两节干电池供电的灯泡和聚焦反射镜，并有手把式外壳。19世纪末发明，因其早期电池的蓄电力不足，英文遂称为Flashlight。民国时期，手电筒（多为铜质）的主要品牌有长城、大无畏、保用、五洲、三益、金龙、大象等，干电池的主要品牌有上海、赵义森、群立、工商、关公、飞象、大众、永备、中南、五羊、野猪等。
红军电筒不仅是一个照明用具，更是一份珍藏在民众心中的红色记忆。1934年12月29日深夜，在湘江血战中，张震的红三军团第4师10团3营阵地前，突然出现了密集的手电筒强光。张震一声令下，双方在暗夜中展开激战。原来，这是军团长彭德怀率部用手电筒掩护红军主力强渡湘江。据熊伯涛的《茅台酒》载：“就是有些人打火把、电筒，仍然免不了在上山下岭的泥滑路中跌交。”长征中的红军偶尔也会将珍贵手电筒赠送给帮助过他们的当地民众，实用而情深。
六、驻扎用油灯
油灯的发明，是基于火的发现和照明的需要，在春秋时就已出现成型的灯具。油灯作为照明工具，实际上只要有盛燃料的盘形物，加上菜油、茶油、桐油等和灯芯就能实现最原始的功用。“不是省油的灯”是使用极广的俗语，大意为非同一般、不简单。它源于唐代邛窑烧制的省油灯，因[南宋]陆游的《老学庵笔记》而传名。在那没有电的年代里，天一黑人们为省油便会早早地睡下了。
长征中为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党中央召开了多次会议，变更了行军线路，调整了军事路线。其中，绝大多数会议都是在夜间召开的，煤油灯自是功不可没。
长征中的医护救治条件简陋得无法想象，门板搭作手术台，民用剪代替手术刀用，被子撕成条用作绷带，用木工锯来截肢，扑闪的油灯被当成手术灯来照明。
七、罕见的电灯
上海是我国首个使用电灯的城市。晚清时，北京城几乎都点煤油灯。1903年，德国工程师在寿乐宫偷装电灯。慈禧看见后就问李莲英，你把这些茄子弄到这来干什么？李莲英打开开关后，慈禧对“茄子”挺满意。李莲英趁机献媚说：“这是电灯，不仅亮堂，还能添福添寿。”电灯的使用，使人们免遭烟熏灯暗之苦。但国人对电曾拒绝，因其知道与电有关的就只有闪电。但那可是灾难的象征，讲究因果报应的人，是害怕闪电降临到头上的，故急欲避之，一时人心惶惶。
长征中，红军对贵州桐梓、赤水罕见的电灯是神往的。据《耿飚回忆录》载：“遵义没有电灯，而这里却有电灯。……我们每个排都分了一座小楼，这简直把战士们乐坏了。他们这里看看，那里摸摸，问这问那，怎么也弄不明白那电灯‘怎么灯头冲下’？那留声机里‘怎么藏着唱戏的’？……杨成武同志为了让大家开开眼界，看看‘电’是怎么‘发亮’的，就与电厂老板联系，协助他们为被白军破坏了的电厂恢复发电。我们的工作主要是为电厂运煤。担架连和团直机关的同志们忙了一下午，电厂点火了。”据《杨成武回忆录》载：“……街道整齐，市面繁荣，虽四面环山，却还有电灯，有较为宽敞的南北公路，还有几个小工厂。……我们红军指战员由于参军前大多数都是贫苦农民，在乡间，多半辈子也没有见过洋楼和电灯，如今听说每个排住进一座楼，真有说不出的高兴。有的同志还抽空去参观电灯公司的发电机，看看能使许许多多灯亮起来的东西是什么样子。……机器没煤烧，发不了电。这怎么行，我们刚刚住下，同志们兴致勃勃等着晚上看电灯是什么样子，再说城里的居民也急着照明呀！”童小鹏回忆：“我们在桐梓休息了五天，驻在原贵州省主席（即周西成）的洋房里。离我们驻地不远有个小发电厂，我们跑去看，开开‘洋荤’。县城有电灯，这与其它地方不一样。”方槐也回忆他所在的野战医院住进桐梓一个团长新建的洋楼里，是长征路上住得最好的一次。他们发现，很多灯头没有灯泡，一问才知道，一军团的先头部队昨晚住在这里，很多战士没有见过电灯，拿烟在灯头上点烟抽，点了半天也没点着，气得顺手就给了灯泡一巴掌，骂道：“看你着不着！”结果把灯泡打炸了，引起一阵惊慌。第二天开拔时，有战士觉得灯泡这个东西真是好，不用火不用油就能亮，于是就把仅存的几个灯泡拧下来带在身上，说是以后宿营的时候可用来照明。据谭政的《向赤水前进》载：“打听得赤水城只有一个团的兵力，城内有修械厂，又有电灯（多久未见过电灯了），大家眉飞色舞，一心只打算进赤水城。”
八、篝火送光、暖
篝火，一般是指在郊外或露天处，通过累积木材或树枝搭好的木堆点燃的明火。其主要作用在于给寒夜中围坐的人带来光明和温暖，也能驱虫赶兽保安稳。
在长征中，红军指战员在宿营地特别是在过草地休息时，就常用篝火来驱寒、照明以熬夜等，否则会饥寒交迫。据杨定华的《雪山草地行军记》载：“我们在草地渡了后河之后，走约十里，当天晚上在潮湿的草地上露营。所有队伍都集中在一块儿，怪热闹的。一、二十人为一集团，围着一堆半死不活的火。……围着火堆的战士们，都被烟薰得两泪交流，但受寒冷的逼迫，又不得不忍耐着。等待湿草根燃烧完了之后，战士们仍然围着燃烧过了的灰烬，表示依依不舍，此时浓烟自然也消散了。”据《耿飚回忆录》载：“我们就在原先准备开晚会的篝火旁召开了动员会。记得在大家表完决心以后，我还补了一句：‘打到遵义，一定补过一个新年。’”据《杨成武回忆录》载：“这个晚会，主要是进行战斗动员。大家聚在马灯、篝火旁，回顾离开苏区以来的战斗，总结教训，展望未来，激励斗志。”
值得一提的是，在经过桂湘黔的苗、侗等少数民族聚居区时，也有村民在鼓楼（寨中的聚会、议事场所）里燃烧篝火，让军民的交流形神都暖融融的。
九、照明有“偏方”
红军指战员大多来自民众，而“智慧在民间”，不乏创造力强的人，用“偏方”来照明。如造出了竹筒灯——在大的竹筒上面打洞，里面灌洋油作燃料。据李富春的《夜行军》载：“……有的用较大的竹筒，钻空罐洋油点；有的则用松枝，利用松香汁燃烧。但这些都比较费用大，或者太费力。”据《杨成武回忆录》载：“如果打土豪搞到一桶两桶洋油，他们就用较大的竹筒，在上面打个洞，然后里面灌上洋油，一个班有一个也就够了。……总之，五花八门，战士们能找到什么就用什么制成照明器材，越简便越好，有照明器材，走起来就快多了。”
鉴于条件有限，红军长征还有不少的照明方法，多半属于应急、无奈，如擦洋火、烧纸、提茶缸蜡灯等，不一而足。据彭加伦的《大王山上行路难》载：“前面传来了命令：‘有火的点火！’大家都点火起来了，有的打电筒，好像闪电般的闪动；有的擦火柴，擦一根走两步；有的把身上带的纸来烧，甚至于连识字本日记簿也拿来作照路灯；还有些人更聪明，把洋蜡截断，放在茶缸内，提着柄子，口向前，底向后，好像一个小手灯，这样不怕风，同时还能照前面几个人。一条火龙盘旋上去，成了一座螺丝形的火灯塔。昂起头来看上去，好像在天空一样，走的最远的几盏灯，好像几颗散乱的星子。”湖南通道芋头寨杨再能，曾用自制工具为红军照明带路过：竹筒上部用布条缠住、里面塞着棉絮、中间灌满桐油。
十、借助月（星）光
金鸟西坠兔东升，日夜循环贯古今。月光是反射的太阳光，因而一般是淡淡的，但满月时也会银辉一泄满地，照亮充满光辉的前程；星光虽是稀疏的，却还是能使红军在安全和节能的情况下较为顺利地宿营、行军和战斗的，天助红军也！
据李富春的《暂别了！江西苏区的兄弟》载：“第五夜，乘月色光明，过了革命根据地边界的新陂，于是完全出了江西边区了！”据李富春的《夜行军》载：“特别是夏秋天气，乘着有月光夜行军，却很快畅。月朗星稀，清风徐徐，有时虫声唧唧，有时水声潺潺，有时犬吠数里，野花与黄菜争香，夜中更觉幽雅。”据陆定一的《老山界》载：“……满天是星光，火把也亮起来了，从山脚向上望，只见火把排成许多之字形，一直到天上与星光连接起来，分不出是火把的火光还是星光。这真是我平生未见的奇观！”据童小朋的《夜行军的一幕》载：“出发来已是八天了，因为多采夜行军，虽然白天有时间睡，但总觉不如夜晚睡的有趣，也许没有夜晚睡得那样有益。……半夜，北斗星已高高在上，成千成万的红色英雄仍然在星光下前进，在地上发生‘沙沙’的步伐声，在同志们身上，因为东西相碰磨，也不断的‘咯啰咯啰’的作响，路旁田野里更发出‘唧唧’的虫鸣，其他一切均是静悄悄的过着深夜，……”据冯文彬的《从西昌坝子到安顺场》载：“在微明的月光之下，我们几个人骑着马在西昌坝子中走着，……”
没有那些把血汗洒在征途、把生命留在他乡的革命先贤先烈们的贡献，就没有长征的胜利，更不会有今天祖国的强大和人民的幸福。重温长征艰难历程，是为更好地使我们不忘创业艰难；是为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继承革命传统，保持昂扬斗志，在应对挑战、困难中赢得新机遇和实现新发展；是为了更好地“三传”，即传播革命文化、传承红色基因、传递满满正能量；是为了不忘初心，走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长征路！
（作者简介：贵州黎平会议纪念馆馆长、副研究馆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