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讲 “五四”运动的影响及黔东南 共产党人的早期革命活动
为反对北洋军阀政府在巴黎和会上的妥协退让,1919年，北京爆发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受这场运动的影响，黔东南各族进步青年纷纷投入到革命的大熔炉中，积极寻求救国救民的革命真理，为中国的革命和人民的解放事业抛头颅、洒热血,为建立新中国尽心竭力,作出了很大贡献。
一、“五四”运动前黔东南的社会状况
“五四”运动前，虽然辛亥革命推翻统治几千年的封建统治，成立了中华民国，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并没有受到削弱，农村中也没有出现社会的变动，革命果实也落到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手里，社会仍然动荡不安。以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争夺为背景，各地军阀为扩张地盘、控制实力，彼此间进行频繁的争夺以至战争，使国家陷于长期的分裂和动乱之中。
在长期的封建统治下，黔东南交通闭塞，政治、经济、文化落后，人民生活苦不堪言。军阀的混战及统治，给黔东南人民带来了更大的灾难。人民群众的社会地位极为低下，稍有不满或反抗，就要受到镇压或杀害。滇黔两军为争夺地盘，扩充势力，战火不断。黔东南自给自足的经济不仅没有得到发展，还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军阀由于战争及扩充军备的需要，不断增加各种捐税，人民群众的负担越来越重。加上兵匪抢劫掠夺，恶霸地主的残酷压迫和剥削，广大人民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当时的黔东南经济，以自给自足经济为主。然而，大部分土地都集中在地主、军阀和官僚手中，他们把土地租佃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耕种，从中进行剥削，地租额一般都占收获物的五成以上。自己拥有少量土地、自行耕种的农民只占少数。农民在生产资料和资金严重不足的条件下，都是以手工劳动，从事个体生产，农业生产力处于十分低下的水平。同时，由于生产生活的需要，部分农副产品逐渐商品化，木材、桐油、五倍子、药材等销售省外，食盐、钢材等生产生活用品的不断进入，以及制铁、纺织、造纸等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使独立手工业户和城镇工商户逐渐增多，相应地促进了城乡市场的繁荣。但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经济上的疯狂掠夺，外国商品不断涌入，黔东南自给自足的经济受到了严重冲击。
二、“五四”运动在黔东南及其影响
进入二十世纪后，有着反抗封建统治传统的黔东南各族人民，随着新文化、新思想的不断传入，人们的思想观念有了新的认识，对社会的黑暗、国家的贫弱、政治的腐败越来越不满，特别是在思想活跃的青少年学生中表现得尤为强烈。因此，“五四”运动前夕，以爱国、民主、创新为思想主流的少年贵州会一成立，该组织就迅速发展到黔东南各地，先后在下司、榕江、镇远、剑河、永从、朗洞、炉山、青溪、麻哈（麻江）、邛水（三穗）、施秉、丹江（雷山）、天柱、锦屏、重安江、大塘、八寨（丹寨）等地建立了支部，并开展各种活动。这对推进各地群众运动向前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后，黔东南很快引起反响。镇远、剑河的青年学生率先成立“声援五四运动会”。各地“少年贵州会”支部在贵阳本部代表的指导下，通过讲演、办报、演剧及抵制日货等方式，广泛深入地宣传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思想。
7月16日，全国学联贵州支会成立后，反帝爱国的重心由少年贵州会转向学联支会。镇远、黎平、锦屏等县相继成立分会，发动组织中小学生开展多种形式的爱国活动。镇远中学和天柱中学，通过《贵州学生联合三日刊》通讯的影响，联系组织学生，积极投入运动。正在当地中学读书的周达文、龙大道参加了各种爱国活动。
在学联分会的领导下，经进步教师谢廷灿、潘俊三、艾必丰等的策划，镇远全城1000多名中、小学生罢课，举行示威游行。他们沿街搭台讲演，把“二十一条”卖国条约贴在街边墙上，向各界群众逐条讲解，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野心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罪行。高小学生赵嗣仁当众用尖刀划破手指，痛写血书，誓与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政府斗争到底！各界群众深受感动，疾声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北洋军阀”、“打倒卖国贼”等口号。工人、店员罢工，商人罢市，纷纷抵制和烧毁日货，利用多种形式声援爱国学生的正义斗争。
同年暑期，省学联派程植三、石竹修和龙济康等代表，分别协助黎平和锦屏县成立了学联分会。黎平学联分会会长郭宏图（黎平第一高等小学学生）在1000多名师生集会上，号召全县学生要奋不顾身、积极投入到爱国运动中；程植三代表在集会上介绍了全国、全省的运动情况。会后，举行了规模盛大的示威游行，检查商店，焚烧日货。学生的爱国行动，得到进步教师和工商各界的大力支持。黎平县的进步教师与学生一起，站在斗争的前列。迫于形势，当时黎平县县长对学生运动表示支持。
受“五四”运动影响，丹江（今雷山）县进步教师梁聚五组织学生罢课、闹学潮，宣传革命道理，支持五四运动。同时，初、高等小学学生请愿，要求改革旧教育制度。教师谢静仁（女）即在丹江县女子初等小学废经书，设国语、算术、体育等课程。正在那里读书的胡仲毓参加了这场运动。
在学联分会的领导下，其他各县也纷纷举行了不同形式的爱国活动。
经过“五四”运动的战斗洗礼，黔东南先进知识分子，为了追求革命真理，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自觉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熏陶，从事革命活动，成为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
三、黔东南共产党人的早期革命活动
“五四”运动后，民主进步思想在黔东南广为传播，各族有志青年在进步思想的影响下，怀着救国救民的远大志向，跋山涉水，先后分赴全国各地寻求革命真理，积极投身中国革命的洪流，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党的革命事业。他们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曲动人的史诗，谱写了黔东南现代革命史光辉的一页。镇远的周达文、锦屏的龙大道、三穗的杨至成、榕江的胡秉铎、罗统一、练国梁等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
（一）青运英杰周达文 矢志求真殉身远东
达文是中国共产党早期优秀党员、对中国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作过杰出贡献的活动家 、共产主义运动的忠诚战士。
1、在镇远的进步活动
周达文，原名周达定，俄文名邱贡诺夫，笔名屈公，1903年1月出生于镇远县城。少年时代在镇远小学和道立中学读书，对反动统治阶级贪污腐化、卖国求荣的苛政十分不满，常在同窗学友中吐露“这样的政府是不能依靠的”思想，希望自己将来能对国家和民族的兴盛有所作为。“五四”运动爆发后，周达文积极参加当地学生的进步活动，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声援活动中,组织同学走上街头,进行演讲宣传,揭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野心,并发起成立了学生会、救国储金团,周达文被推选为镇远学生联合会主席。为揭露该县当局的腐败，曾串联李金明等9位同学，联合向贵州省政府呈文，告发镇远知事覃梦松“藉案苛罚人民，集款甚巨”，请求“提拨罚款2千元补助中学”。
2、在北京参加、组织革命活动
1920年春，周达文与家人随同在北京政府外交部供职的父亲迁往北京定居，并就读北京大学预科班。当时新思想、新文化、新知识在北京广为传播，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在北大尤为深广。周达文如饥似渴地学习新文化、新知识，阅读了《新青年》等进步书刊和著作，接受新思想，热情的参加各种学生活动，投身到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统治的洪流中。在这里周达文结识了李大钊，在李大钊同志指导下，由邓中夏等发起，积极开展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筹建工作。10月底，青年团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大学学生会办公室举行，各大专院校信仰马克思主义、积极投身爱国运动的中坚分子约40人参加会议，周达文出席了这次大会。会上推举北大学生会主要负责人高尚德为书记，宣告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此后，周达文更加积极参加北京学生爱国运动，成为早期学生运动骨干和领导者。1921年夏，周达文以优异成绩考入外交部部立俄文专修馆，进一步阅读了《共产党宣言》、《马克思经济学说》、《阶级斗争》等大量进步书籍，参加了李大钊发起成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参加和组织各种学生运动。1923年，周达文经李大钊和中共北京市委书记范鸿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周达文担任北京青年团支部书记、北京学生运动委员会书记，在全国学联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周达文被推选为大会执行主席。
同时，周达文受中共的派遣，先后在北京、上海等地从事革命工作。由于他工作努力，特别是发挥俄文专长，为中共中央翻译了大量的马列主义著作和共产国际与中共来往的文件、信件，深受党中央和中共江浙区委的信赖。
1924年国共第一次合作后，为加强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力量，4月，周达文遵照中共中央的决定，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并担任了国民党北京区党部筹备主任，在李大钊的直接领导下，组织国民党北京区委员会的改组工作。
3、赴莫斯科学习和从事教务工作
1924年10月，周达文等41名同志受中共中央、青年团中央派遣，由中共党员、中共旅莫支部书记刘伯坚带领分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简称东方大学），主要学习马列主义、党的工作、政治教育、工人运动等课程。第二年，周达文在东方大学学习结束后，留在莫斯科共产国际工作。
1925年，共产国际为了援助中国革命，帮助培养训练干部，在莫斯科设立了“莫斯科中国劳动者中山大学”（简称中山大学或中大），由国共两党挑选一批成员及进步青年进校学习。同年夏末，周达文奉命返回上海，接中国留学生赴中山大学。10下旬，周达文奉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委派，与杨明斋（联共党员，后转为中共党员，共产国际派到中国帮助建党的成员之一）负责率领从上海、江苏、安徽、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山西、陕西和京津等地选调来的118名学员，从上海出发，乘船及火车前往莫斯科。根据共产国际和党中央的决定，途中建立了临时党团支部，周达文任书记，董亦湘、俞秀松为委员，管理和处理有关事务。
11月底，周达文和学员们经一个多月的艰苦旅程，到达莫斯科中山大学。在中大近两年的学习和工作时间里，周达文不仅努力学习、研究马列主义理论，还从事教务和翻译工作，学校许多重要课程的翻译大多由他担任。他的俄文水平及对苏联和中国革命问题颇有造诣的研究，认真的工作、正派的作风，深受学员的尊敬和爱戴。1927年初春，周达文就大家关注的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写信向苏共领袖斯大林求教。斯大林在回信中就中国革命的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等问题作了解答。这封《给邱贡诺夫的信》被收入《斯大林全集》第九卷。5月13日下午，斯大林还亲临莫斯科中山大学，向聚集在礼堂的全体学员发表了持续3个多小时的重要演讲，系统地阐述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前途和统一战线等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并逐一回答了同学们的提问。周达文担任翻译工作，受到斯大林同志的赞扬。
4、与王明宗派主义作斗争
在1925年一同进入中山大学的王明，为争名争位，实现个人野心，在中国留学生中大搞宗派主义，攻击陷害他人，把深受中国学生敬重而又有才干的周达文、俞秀松、董亦湘3人，视为实现个人野心的障碍，竭力打击和陷害。王明的这种行为遭到中国学员的反对和不满，周达文和其他同志一道对王明的卑劣言行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王明对此怀恨在心。
为保护周达文等革命同志,苏共中央将周达文等人调离中大。1927年11月,周达文和俞秀松、董亦湘被调到列宁学院，周达文任学院中国部主任、党支部书记，主管中国留学生事宜。在这里，他的才华和品格，同样赢得了人们的尊敬，列宁学院院长凯萨诺娃（联共中央监委书记雅罗斯拉夫斯基的夫人）对周达文给予很高的评价。
周达文、俞秀松、董亦湘从中山大学调到列宁学院工作后，王明认为时机已到，加紧对周达文等3人的诬陷，制造谣言，说他们3人在中山大学时组织了一个所谓“反党的反革命小组织——江浙同乡会”，把根本不是江浙人的周达文诬为“会长”。王明还通过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向忠发（1931年被国民党逮捕叛变）之口，说“‘江浙同乡会’，有中央的组织，亦有各地支部的组织”，“与蒋介石有勾结”，并公开威胁“要枪毙一批人”。 王明等人的恶劣行径，激起了中国学员的义愤，纷纷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和联共中央反映，要求澄清事实真相，当时中共代表团团长瞿秋白、团员王若飞以及正在莫斯科的周恩来同志，对“江浙同乡会”分别做了认真的调查。通过认真调查后，中共代表团于1928年8月15日写信给联共中央政治局，认为不存在“江浙同乡会”这样一个组织。周恩来、王若飞经调查后也得出了不存在“江浙同乡会”的结论。同年秋，经共产国际监委、联共监委和中共代表团联合组成的审查委员会审理，最后作出了根本不存在“江浙同乡会”的结论，否定了王明的诬陷之词。
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王明被补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1932年1月，王明以检查总结列宁学院中国部的工作为名召开会议，集中对中国部负责人周达文进行诬陷和迫害。王明说，中国部没有在学生中传达共产国际第十一次扩大会议和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决议，这是“反党行为”，周达文是“反党分子”。会后王明还四处游说，叫嚷“列宁学院中国部出了反党分子”。当时担任中国部学生党支部书记的陈郁（中共六届政治局委员）等对王明的“左”倾错误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陈郁说，作为共产党员，服从组织决定，在中国部的学员中，已经传达了这两个决议，周达文不是反党分子。王明的诬陷遭到了坚决的抵制。共产国际经审查，同意陈郁等人的意见。王明不肯善罢甘休，不但拒绝参加宣读共产国际审批结论的会议，还利用手中的权力，改组了列宁学院中国部，把周达文、俞秀松、董亦湘调到远东伯力（今哈巴罗夫斯克）工作。据理力争的陈郁则被王明等人诬蔑为“勾结周达文反对中共代表团的领导”，是“右派领袖”，给予“党内警告”处分，下放到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劳动，
1933年，周达文等被调到远东伯力工作后，周达文任苏联远东边疆区党委成员、边疆区党委中文报《工人之路》的总编辑，俞秀松任副总编辑，董亦湘为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政治局驻远东的军事全权代表。到伯力工作后，条件更加艰苦，但周达文为边疆区党委的工作，为在华侨、工人中宣传革命主张、进行共产主义教育尽心竭力。
5、受陷害 含冤牺牲
1936年，苏联开始了大规模的“肃反”运动。1937年春，王明、康生（1933年去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在离开苏联前夕，利用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接见他们之机，诬告“周达文、俞秀松是坏人”，还捏造了一大摊所谓的事实，说他们是“托洛茨基匪徒”、“日本间谍”等等，并且指责列宁学院院长凯萨诺娃“包庇他们”。7月14日，周达文和董亦湘在伯力被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逮捕。不久，俞秀松也在王明等人陷害下被捕。
王明、康生为达到迫害周达文等人的目的，还利用职权，在报刊上制造舆论，对周达文等进行污蔑。在1937年10月5日的《救国时报》和1938年2月8日的《解放》半月刊上发表文章，无中生有地给周达文等扣上“托洛茨基匪徒”、“日本间谍”等帽子，并把早已被否定的“江浙同乡会”、“反党分子”等罪名又抬了出来。在王明、康生的迫害下，周达文于1937年12月含冤牺牲在苏联，年仅34岁。俞秀松、董亦湘亦先后冤死在异国他乡。
五十年后，党史部门根据有关线索，收集周达文同志的大量史料，查清了周达文的主要历史情况。1987年12月，周达文蒙受了五十年的不白之冤终于得以昭雪。
周达文追求真理、敢于斗争、无私无畏、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革命精神，一直闪耀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光辉。
（二）龙华英烈龙大道 领导工运上海就义
龙大道的一生，是矢志不渝追求真理的一生，是为党和中国革命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一生，他不愧为中华民族的楷模，中国工人运动的领袖，苗侗人民的优秀儿女。他用自己的革命实践和宝贵生命，实现了对党的诺言。
1、在锦屏、天柱求学 参加学生运动
龙大道，又名康庄，字坦之，1901年10月生于贵州省锦屏县茅坪村一个木商家庭。父亲是苗族人，母亲是侗族人，或许是为了纪念早逝的母亲，龙大道一直称自己是侗族人。辛亥革命前夕，爱国知识分子、同盟会会员吴志宾、黄竺笙到锦屏县茅坪镇创办学校，宣传孙中山先生的民主革命主张，在这所学校读书的龙大道深受其进步思想的熏陶，逐步懂得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的道理，立志要反抗民族压迫、铲除不合理的社会现象。龙大道后到天柱中学读书。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龙大道积极参加学生的爱国活动，他曾联络学友帮助经济困难的同学，主张“有书同读，有苦同吃”。
2、外出上海、莫斯科等地寻求革命真理
天柱中学毕业后，龙大道外出求学去到武汉，考入“私立武昌中华大学附中”读书，在附中，龙大道阅读了大量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进步书刊，多次聆听武汉学生运动领导人、该校教务主任(即校长)恽代英的训话讲课，受其进步思想影响甚深，进一步唤起了他变革现实、追求进步的爱国主义热情。龙大道积极参加武汉各界的爱国示威活动，开始懂得了只有广大民众联合起来，才能取得革命胜利的道理。
1922年，龙大道从武汉前往上海，考入邓中夏、瞿秋白等共产党人负责的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在那里，他听过李大钊、邓中夏、张太雷、蔡和森、萧楚女等人的授课，阅读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刊物，如《新青年》、《向导》等，较系统地学习、研究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学说，思想觉悟发生很大转变。不久，龙大道向学校党组织提出入党申请。1923年11月23日，龙大道在上海大学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纪念自己政治生命的新生，龙大道将原名“康庄”改为“大道”，以示矢志不渝为党的事业奋斗终身的坚强决心。
1924年，中共派龙大道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深造。11月6日，龙大道与林育南等人抵达莫斯科。在那里，他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俄国革命史、苏维埃建设和工人运动史、西方革命运动史、中国革命史等主要课程，接受正规的军事训练，使龙大道的理论水平和组织领导才能迅速提高。
3、参加组织领导上海工人运动
1925年6月，龙大道等按照党组织的要求提前回到上海，积极投身于党领导的“五卅”运动。7月，龙大道被上海党组织安排到上海总工会曹家渡办事处工作，参加领导上海工人运动，开始了他以组织工人运动为主的革命生涯。
1926年5月，中共上海区委任命龙大道为曹家渡部委书记兼部委职工运动委员会负责人，组织领导上海中华书局职工的罢工斗争。下旬，因发动工人罢工，龙大道在上海河南路附近被警探抓捕，并以煽动罢工罪起诉，后经中共党组织营救，获保释放。9月，龙大道调任上海总工会组织部干事，具体抓工人纠察队的组建工作。10月，上海工人举行第一次武装起义，龙大道担任闸北地区指挥。1927年元月，中共上海区委举行全体会议，龙大道等9人被选为上海总工会常委。2月，上海工人发动第二次武装起义，龙大道率领工人纠察队在闸北同敌人展开了殊死的搏斗。由于敌人的疯狂镇压，龙大道等领导的这两次武装起义都失败了，但斗争的意义在革命群众中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进一步推动了上海反帝斗争的蓬勃开展。
1927年3月7日，中共上海区委召开主席团会议，改组上海总工会内部组织机构，设六个部，龙大道为经济斗争部负责人。3月21日，在陈独秀、罗亦农、周恩来、赵世炎、汪寿华等组成的特别委员会领导下，上海工人举行了第三次武装起义，周恩来任总指挥，龙大道作为上海总工会的负责人之一，领导与指挥闸北区工人起义，组织工人纠察队同敌人进行激烈的战斗，攻下了第五警察署、东方图书馆、北火车站等重要敌人据点。经过30多个小时的浴血奋战，上海工人占领了租界以外的全部地区，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夺得了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的胜利。这次起义的胜利，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的嚣张气焰，充分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同时也展示了龙大道为革命出生入死、奋不顾身的斗争精神和杰出的组织领导才能。
3月27日，龙大道在上海工人代表大会上被选为执行委员；在随后召开的上海总工会第一次执行委员会上，他被选为上海总工会常务委员、经济斗争部部长。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查封上海总工会。为抗议蒋介石的倒行逆施，上海20万工人群众响应总工会的号召，举行了第三次总同盟罢工。龙大道领导工人在闸北青云路广场举行罢工集会，揭露国民党蒋介石反革命武装袭击工人纠察和勾结流氓暗杀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的阴谋，号召工人誓死保卫胜利成果。集会过后，工人们举行了示威游行，敌人对游行队伍进行了镇压。龙大道在游行中也身受重伤。
4、组织领导武汉工人运动
龙大道伤痛好点后，便离开上海前往武汉，参加4月27日在武汉召开的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6月，龙大道率领上海工人代表团参加了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大会组成了以龙大道为主任的经济委员会，负责起草《经济斗争决议案》。会上，龙大道代表上海总工会讲了话，介绍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情况，揭露了蒋介石反动势力屠杀工人的滔天罪行，激起到会代表的极大愤慨。会后，因工作需要，龙大道被留在武汉，和刘少奇、林育南、向警予等一起，在全国总工会和湖北省总工会工作，继续从事工人运动。
7月，汪精卫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武汉大批共产党员、爱国志士、革命群众被捕杀，革命斗争被迫转入地下。龙大道化名赵庄，继续组织、领导工人运动。当湖北省总工会被破坏后，党组织安排龙大道任汉口第三区区委书记，领导武汉工人群众开展地下革命斗争。8月，为组织汉阳兵工厂工人罢工，在接头时被特务侦知，龙大道再次被捕入狱。
面对敌人的酷刑和威逼，龙大道坚贞不屈。他的妻子去探监，他安慰并鼓励妻子说：“……闹革命总免不了牺牲的危险，我们的牺牲是为了千百万人的解放，为了共产主义的实现，是值得的、有意义的。”龙大道团结狱中的战友和敌人作斗争，并研究越狱的办法。一天夜晚，龙大道组织难友越狱成功，又回到了党的怀抱。
11月初，龙大道接任汉阳县委书记，领导汉阳的工运、农运和党团建设。11月下旬，中央增补龙大道等7人为中共浙江省委委员。12月14日，中共湖北省委召开扩大会议，龙大道被选为省委执行委员会委员。
5、主持浙江省委工作
1928年3月，在中共浙江省委扩大会议上，龙大道被选为省委委员。4月下旬，龙大道奉命由上海来杭州，就任浙江省委工人部长，并随即以教师职业作掩护，深入工人区和农户家中进行宣传发动，争取工人农民群众，使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得到稳步发展。5月，中共中央对浙江省委成员进行调整充实，派卓兰芳任省委书记，龙大道等五人为常委。由于卓兰芳在浙西兼任特委书记，而且刚刚开展工作，未能到杭州任职，省委书记由龙大道代理。在主持浙江省委日常工作期间，龙大道先后组织领导了“亭旁暴动”、“永嘉、瑞安、平阳三县联合暴动”，在遂昌开展武装斗争。同时，龙大道还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调查研究，主持制定了《秋收斗争工作大纲》、《浙江省委目前政务决议案》等重要文件，指导和推动全省的革命斗争。这一时期，浙江的农民运动和党组织建设得到了较快发展，仅温岭县在几个月时间内，农民协会会员就发展到数千人；创建了中共浙南特委、浙西特委。到9月底，全省有20多个县有了党的组织，10多个县成立了县委。
6、在上海、安徽等地进行革命活动
1928年12月，中共中央调龙大道回上海工作。1929年1月，又派龙大道前往安徽芜湖从事革命活动。2月，前往六安县。3月，龙大道返回安徽，担任中共怀宁中心县委书记，领导安庆市、怀宁等县的革命活动。8月又以全国总工会特派员身份被派到江西景德镇开展工作。
在革命处于低潮的险恶环境中，党的工作极其艰苦，党员的工作调动频繁。龙大道以党的事业为重，以革命大局为重，坚决服从革命的需要，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克服困难，为党的革命事业和人民群众的翻身解放呕心沥血。
1930年1月，龙大道被调回上海，担任上海总工会秘书长兼上海各界人民自由大同盟主席、党团书记。先后领导了浦东日华纱厂和闸北、虹口丝厂的罢工，发动工人为争取减短工作时间、增加工资、改善生活等权益而进行斗争。
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李立三拟定的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使党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对此，龙大道和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罗章龙等多次用口头或书面向党中央和共产国际反映意见，指出李立三的错误，结果反被扣上“机会主义”、“取消派的暗探”等帽子，受到打击和排斥。
1931年1月7日，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王明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王明上台后，推行一条更“左”的冒险主义路线。为此，龙大道、何孟雄、罗章龙等工会和江苏省委以及苏维埃准备委员会的领导人先后多次开会，发表声明反对四中全会的选举结果及其错误决议，声明反对王明破坏党的纪律和民主，抵制王明的错误。
7、大气凛然 英勇献身
革命正如火如荼时，由于叛徒的出卖，上海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1月17日，龙大道等32位同志不幸被捕，敌对其施以重刑，残酷折磨。面临生死关头，龙大道等大气凛然，同敌人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敌人见硬的不行，又封官许愿，利诱劝降，但龙大道等信念坚定，宁死也不出卖党和革命同志，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威武不屈的崇高气节。在2月7日的雪夜，龙大道等24名革命志士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龙华塔下。龙大道英勇就义时，年仅30岁。
龙大道虽然离我们远去，但他那“身在牢房志更强，抛头碎骨气昂扬，乌云总有一日散，共庆东方出太阳”的不朽诗句、顽强的革命斗志和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永远激励着我们。
（三）黄埔勇士胡秉铎 坚贞不屈浴血南京
胡秉铎是一位坚持真理、忠贞不屈、视死如归的优秀党员和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土。
1、到贵阳等地求学 积积参加学生运动
胡秉铎，字鸣之，汉族，1902年古历12月2日出生在榕江县古州镇。在读私塾时，就树立了“齐家治国平天下，由吾辈担当”的志向。1919年，胡秉铎离家赴贵阳求学。“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后,贵阳的学生、工人等纷纷举行各种形式的声援活动。受“五四”运动影响,胡秉铎开始阅读《新青年》等进步书籍。为实现报国志向，胡秉铎决心报考“贵州省立法政专门学校”，1920年，他以优异成绩被该校录取。
1922年，胡秉铎于贵州省立法政专门学校肄业，1923年2月回家完婚。不久，胡秉铎为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告别新婚的妻子，北上求学。3月，以优异成绩考入了北京朝阳大学。胡秉铎十分珍惜难得的学习机会，大量阅读进步书籍，思想激进，就连在上海进行革命活动的贵州青年周逸群等也知道了他。
2、 编辑《贵州青年》 激发青年革命斗志
1924年1月，国共两党实现第一次合作。为宣传马列主义理论，传播民主与科学的思想,周逸群与贵州进步青年李侠公等人商定创办《贵州青年》，以发动、组织贵州的青年学生起来进行革命。周逸群把亲自起草的《创刊宣言》寄给胡秉铎，征求意见，同时还汇去大洋作路费，真诚邀请胡秉铎前往上海共同创办《贵州青年》。《创刊宣言》明确提出了该刊的宗旨和任务，“对于政治：⑴促进真实的政治实现；⑵唤起民主底阶级自觉以与权利阶级对抗；⑶不持狭隘的地方主义，在解决贵州问题时并企图解决国家问题。对于社会：⑴打破虚伪的不平等的制度；⑵唤醒青年向上的精神，使之自拔于黑暗社会。对于文化：⑴积极灌输新思想，以唤起青年底知识欲；⑵改造因袭的人生观，使一般人过着人的生活；⑶铲除一切占据思想底旧权威的黑势力；⑷促醒教育根本的注意点……。”
不久，胡秉铎为办《贵州青年》，离开学校，南下上海,在上海结识了邓中夏、周逸群、李侠公等。胡秉铎负责《贵州青年》编辑工作。肖楚女在《中国青年》第36期《新刊批评》栏内评论《贵州青年》是“贵州人为了要求贵州前途光明而办的”。贵州军阀对《贵州青年》却恨之入骨，怕得要命，对编者进行威胁、恐吓。胡秉铎等革命青年没有被反动军阀的种种恫吓所吓倒，而以赤光之名，先后在《贵州青年》第2、3、4期上发表了《残废的三个人》、《寂寥的夜》、《恶政府的势力》、《杂感》和《攻敌》等充满战斗激情的文章和诗歌。在《攻敌》中写道：
把硬塞扎起/把敌人认清/把明亮的刀儿/紧紧把握在手里/不用踟蹰/不用瞻顾/向敌人坚厚的阵营突围去！……朋友/别再气馁/敌人的城壁/已守不住了/我们的大成功/就在继续地攻取！
胡秉铎在《杂感》中更是直接写道：“山国里酋长式的贵州政府……凭借权势，作威作福；就是那些拇指大的科长科员们……竟敢一手遮天，假借公权报复恩怨，全不管是非曲直，无怪一般哀苦无告的小百姓，受尽他们底欺凌侮辱，怨声载道。”胡秉铎的这些战斗檄文，把斗争的锋芒直接指向贵州军阀政府。
由于全国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和变化，胡秉铎等转入新的战斗岗位，《贵州青年》停办。虽然《贵州青年》先后只出了12期，但对于启发青年反对帝国主义和打倒军阀，提高革命觉悟，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3、在黄埔军校的革命活动
1924年8月，胡秉铎经邓中夏推荐，从上海前往广州，以优异成绩考入黄埔军校第二期步兵科学习。在黄埔军校，胡秉铎经常受到周恩来等共产党人的亲切教导，思想觉悟进步很快，革命意识更加明确。不久，胡秉铎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1月14日，黄埔军校特别区党部改选，胡秉铎被选为事务股股员。25日，苏联军事顾问鲍罗廷发起成立“青年军人社”，决定出版《青年军人》周刊，胡秉铎任该刊总编辑。2月1日，周恩来同志领导组织的黄埔军校共产党人、共青团员和进步青年军人参加的“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简称“青军会”）正式成立，胡秉铎和徐向前、周逸群等被选为负责人。2日，广东革命政府发布总动员令，决定由黄埔学生军担任先锋队，开赴东江，讨伐陈炯明叛军。胡秉铎参加了这次东征，在李富春的领导下，具体负责内务、宣传工作。行军途中，胡秉铎不辞劳苦，积极向东江农民宣传东征的意义，做好后勤内务，使东征军在最短的时间内赶走陈炯明，恢复了海陆丰农民协会。
“青军会”由于积极宣传贯彻“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得到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中绝大多数人的拥护，会员在短短的3个月内就发展到2000余人。蒋介石为了排斥、打击共产党和进步力量，秘密指示他的亲信戴季陶，于1925年4月24日组织成立“孙文主义学会”，与“青军会”相对立，极力鼓吹“马克思主义不适应中国国情”，“中国现阶段无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分”等等。为了批驳“孙文主义学会”的谬论，中共粤区委指示尚未暴露共产党员身份的胡秉铎，以国民党左派身份撰文《国民革命与社会革命》进行揭露。
4、在国民革命军中的革命活动
1925年10月，胡秉铎毕业后，以见习官的身份参加国民革命军第二次东征，平定滇、桂军杨（希闵）、刘（震寰）叛乱。东征结束后，胡秉铎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司令部机要秘书。
1926年3月，中共两广区委为进一步加强对外统战工作，把滇、桂军中的青年军人团结起来，决定成立以“青军会”会员为骨干的“西南革命同志会”，并定于3月12日在广州大佛寺召开成立大会。胡秉铎和国民党左派人士毛景州负责会场的保卫工作。“孙文主义学会”妄图破坏成立大会的召开，派人到会场进行破坏活动，被胡秉铎、毛景州发现后赶出了会场，使大会得以胜利进行。
3月20日，蒋介石以所谓中山舰事件为借口，在广州实行紧急戒严，监视并软禁共产党人。以周恩来为首的全体共产党员被迫退出第一军。这时，两广区委认为，胡秉铎尚未暴露共产党员的身份，与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何应钦又是贵州同乡，私交也好，于是决定胡秉铎利用这一有利条件继续留在第一军，进行情报工作，直接向周恩来提供情报资料。
1926年6月，胡秉铎调到何应钦的东路军指挥部任参谋，兼任黄埔同学会潮汕分会秘书。
7月，国民革命军从广州出师北伐，胡秉铎任东路军总指挥部第一科上校科长。在向福州进军途中，胡秉铎与共产党员、第二十五师五十八团三营营长戴文取得联系后，俩人便以同学关系进行单线联系。12日，东路军攻占福州，胡秉铎被提任第一师政治部主任。
5、不为利诱 视死如归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大肆逮捕、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随后又在广州、南京、杭州、厦门、福建等地发动了“清党”活动，革命形势迅速逆转，身为共产党员的胡秉铎置生死度外，冒着生命危险，继续进行革命活动。有一天，胡秉铎正在秘密召开党员会议时，因有人向何应钦告密而被南京公安局逮捕。这时，何应钦因慕其才华，又是同乡，私交尚好，便软硬兼施，妄图使胡秉铎叛变革命。胡秉铎忠于革命，不为利诱，坚贞不屈。他在狱中给父亲写信说：“因事被警察厅下狱了，儿已失去自由，望家中不必挂念，干革命总是要有死难的，为布尔什维克而死，虽死犹生。”敌人无计可施，秘密将胡秉铎杀害于南京。胡秉铎牺牲时年仅25岁。
胡秉铎把自己短暂的一生奉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无产阶级的正气战歌。正如他生前对同志们说的那样：“我们死，死则死于反革命手里方痛快；我们生，生则生于同志们中间方美善。”
（四）北伐先锋练国梁 身先士卒血铸军魂
练国梁是一位英勇善战的国民革命军北伐先锋、早期的共产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土，是黔东南人民的骄子。
1、外出求学 黄埔深造
练国梁，字绩丞，汉族，1901年10月出生于榕江县古州镇南门马骡巷。他15岁才开始发奋读书，1918年，离家前往贵阳，考进南明中学第一分校。“五四”运动爆发后，贵阳学生迅速响应，练国梁积极参加各种爱国活动。在这场运动中，练国梁立下以身许国、救国图强的宏愿。为实现自己的抱负，他更加努力学习新知识，阅读进步书刊，吸收进步思想。
1924年，练国梁中学毕业后，从贵阳返回榕江。不久，传来孙中山先生创办的黄埔军校在贵阳招生的消息，练国梁便再次跋山涉水前往贵阳，赴广州。8月，练国梁被正式录取为黄埔军校二期学员，与同乡的胡秉铎一起在步兵科二队学习。
2、刻苦学习 加入党组织
练国梁在黄埔军校学习十分用功，刻苦操练，战术学、兵器学等学科门门成绩优良。1924年冬，练国梁收到家中来信，催他回家完婚。这时他已立志革命，不愿丢弃学业回家，家中父母只得以雄鸡代他拜堂成亲。以后，练国梁收到妻子情深意切的信，要他回家探望，他只给妻子寄回自己近照。直到他为革命光荣牺牲，夫妻双方一直也没能见过面。
1925年2月，练国梁加入由周恩来领导的以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为骨干组织的“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简称“青军会”)。在共产党员的帮助和教育下，练国梁认识到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才是正确的主张，是为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着想的主张。这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黄埔军校学习期间，练国梁与胡秉铎等参加了广东革命政府发动的讨伐叛逆陈炯明的第一次东征和平定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的阴谋叛乱的第二次东征，经受了实战的锻炼。
3、参加革命军 北伐打先锋
9月6日，练国梁以优异成绩毕业于黄埔军校。11月，中国共产党直接掌握的武装部队—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在广东肇庆成立，共产党员叶挺任独立团团长，练国梁担任该团机枪连连长。练国梁严格要求自己，以身作则，率领全连官兵进行紧张的军事训练。他带头废除旧军队的官兵不平等制度，克服不良作风，反对打骂官兵，反对贪污士兵伙食。在练国梁的带领下，机枪连成为一个战斗力很强的连队。
1926年5月，叶挺独立团作为北伐先锋挺进湖南，揭开了北伐战争的序幕。出师之前，周恩来在广州司后街叶挺家中召开连以上党员干部会，练国梁参加了这次会议，聆听了周恩来的指示。
会后，独立团以锐不可挡之势，长驱直入，于6月4日直抵湖南绿田、黄茅铺，打响了对直系军阀作战的第一枪。在战斗中，练国梁带领的机枪连发挥了重大作用，为击溃敌军6个团、占领攸县作出了贡献。7月上旬，独立团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领浏阳，迫使敌人放弃长沙。8月19日，独立团乘胜攻打平江，练国梁机枪连和第一营负责主攻。在机枪连强大火力的掩护下，第一营迅猛发起攻击，守敌不支，北伐军攻进城里。此时天岳山、鲁肃山、审思岭之敌仍在顽抗。练国梁又率机枪连火速由汨罗江北岸渡回南岸，增援兄弟连队。全连六挺重机枪齐鸣，从敌背后扫射敌人，掩护兄弟连队突破了敌人防线，获得大胜。独立团攻无不克，所向披靡，使国民革命军第四军顺利进抵通往武汉的军事要隘汀泗桥。8月26日，第四军攻打汀泗桥。开始进攻时，独立团作为预备队，没有参加战斗。战斗进行到下午，仍未攻克敌阵。军部命令独立团绕道攻击敌人后方，配合正面进攻。次日凌晨2时许，在农民向导的带领下，全团乘着黑夜，向汀泗桥东北方向进发。拂晓前，他们赶到汀泗桥东北面的左塘角。练国梁根据战斗部署，立即指挥全连，迅速选择有利地势架好机枪。战斗命令一下，机枪就发出了一阵阵怒吼，直向敌人扫射。在机枪的掩护下，全团指战员如出山猛虎，喊杀着冲向敌人阵地。突如其来的攻击，打得敌人晕头转向，慌乱不堪，纷纷弃阵而逃，天险汀泗桥被独立团攻占。独立团又一鼓作气攻占了咸宁城，逼近贺胜桥。
北伐军的节节胜利，使军阀吴佩孚慌了手脚，亲自到贺胜桥督战，并增派大量兵员，在贺胜桥构筑了纵深10余里的防御阵地，配备了充足的炮火、弹药，要与国民革命军决一死战。
8月29日黄昏，独立团沿着铁路向贺胜桥前进，占领姚林铺阵地后，继续向纵深推进。在进攻敌人指挥部和印斗山炮兵阵地时，独立团第二营伤亡很大，请求派兵增援。这时，叶挺身边已无预备队，只好把负责警戒敌人装甲车的机枪连派去增援。练国梁立即率领机枪连，冒着敌人的炮火，冲到印斗山西南坡上。他命令所有重机枪一齐开火，掩护一、二营冲锋。敌人被机枪打得抬不起头来，于是集中炮火对付机枪连，机枪连在练国梁指挥下，掩护一、二营突破了敌人防线，占领了贺胜桥，从而打通了通向武汉的最后一道大门，挺进到武昌城下。
4、攻关克隘 夺取武昌
在攻打武昌的战斗中，独立团主要是攻打通湘门至宾阳门一线。由于敌人防守严密，他们9月5日开始攻城，攻了20余天未破。10月1日，3000余敌人突然冲出通湘门，直逼南湖独立团驻地。情况十分紧急，叶挺急令机枪连和补充连到南湖以北之长虹桥附近堵截敌人。练国梁率机枪连跑步占领有利地形，掩护各营与敌激战，将敌击退。
10月10日深夜，国民革命军向武昌再度发起总攻。独立团以神速的行动爬上城头，然后兵分三路，快速向全城制高点蛇山前进。拂晓前，敌人发现他们后，利用蛇山上的炮台和工事负隅顽抗。练国梁沉着地指挥全连机枪对准敌人的火力点狠狠回击，掩护全团奋勇冲上蛇山，把独立团的鲜红战旗高高插在山顶。城里的敌人见大势已去，纷纷缴械投降，这一仗，革命军共俘敌万余人。
独立团为纪念在攻城战斗中英勇献身的烈士，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攻城阵亡官兵诸烈士墓”的墓碑上，刻下了“先烈之血，主义之花，诸烈士的血铸成了铁军的荣誉，无产阶级的牺牲者”的熠熠生辉的碑文，烈士英名永垂青史。
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推进，1927年1月国民政府从广州迁到武汉。随之，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扩大建制，新建第二十五师，叶挺任副师长。独立团改编为二十五师第七十三团，从独立团抽调一批军官新建第七十五团，练国梁升任第七十五团第三营营长。
5、保卫武昌 壮烈牺牲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于4月18日在南京另行成立“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相对立。一些国民革命军军官也相继叛变，投向蒋介石。5月中旬，驻防鄂南的武汉政府所辖独立师师长夏斗寅叛变。在蒋介石的指使下，夏斗寅率领7个团和几支地主武装，偷袭武汉国民政府。此时，保卫武汉国民政府的重担落在武昌卫戍司令叶挺肩上。练国梁参加了保卫武昌的战斗。
17日，夏斗寅部进到距武昌只有30余里的纸坊，叶挺率所属七十三团、七十五团和学兵队前往纸坊迎敌。通过一阵激战，叶挺部夺回了纸坊镇和纸坊车站。次日拂晓，敌人向驻守纸坊镇的武汉部队反扑，练国梁指挥全营官兵坚守阵地，与敌人展开激烈的战斗。正在危急的时候，叶挺率领后继部队赶到。在武汉部队前后夹击之下，敌人向土地堂方向溃逃。练国梁率领全营官兵乘胜追击，在土地堂附近遇到敌人主力部队，双方又展开激战。练国梁身先士卒，率部冲入敌人阵地，不幸中弹牺牲，时年仅26岁。
（五）红军师长罗统一 身经百战捐躯洪湖
罗统一是一位优秀的红军指战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为中国革命和共产主义运动献出了一切。
1、愤然从军 跟随贺龙闹革命
罗统一，原名罗正炳，号定之，1897年生于榕江县朗洞镇色边村一个侗族农民家庭。1919年，罗统一被当地恶势力逼迫无奈，告别妻儿到玉屏县投入“滇黔联军”杨松青部新编第一营当伙夫，改名罗统一。不久，他给亲属寄去一封信和相片，相片背面附言到：“家道不顺，寄迹江湖，时摄是影，以示不疏”。表达了罗统一对黑暗社会的愤恨，对家乡亲人的怀念。
1924年夏，贺龙率领川南混成第九旅由四川进驻贵州铜仁。不久，将杨松青部收编为混成第九旅第一梯团，罗统一任团副兼第二营营长。同年秋，贺龙率部离开铜仁，入湘攻打“澧州镇守使”唐荣阳。罗统一带领的第二营为先锋，一路上势如破竹，于12月逼近澧州。驻扎在澧州的唐荣阳军，自恃城防工事坚固，高枕无忧。罗统一率部队夜间行动，解决城外哨兵后，趁黑入城发起攻击，突然喊杀之声骤起，枪炮声震耳欲聋，从睡梦中惊醒的唐军猝不及防，一个个被打得晕头转向，唐荣阳仓皇出逃。贺龙占领澧州后，任“澧州镇守使”。1925年1月，罗统一改任“澧州镇守使署”一旅三团二营营长兼七连连长。他严格执行军纪，保境安民，拟定张贴布告，明确规定，“倘有不肖士兵，借端扰害民商，类如估买估卖，以及毁坏民房，准其扭控来部，惩办定按刑章”。
4月初，罗统一调任湖南永顺县百货保商局局长，即颁布实施新的税收规定：只收大商户税款，小商贩一律免征，对—般百姓自产自销的土特产、家禽给予照顾。不久，罗统一升任永顺县百货保商总局局长。
11月，唐荣阳又带兵攻打澧州，以复前仇。贺龙率部撤出澧州，退回铜仁。
2、参加北伐 英勇战斗
1926年4月，贺龙部离开铜仁，再度入湘。7月，贺龙通电参加北伐，接着率部过桃源，向常德挺进，在新洲的羊毛滩与湘军贺耀祖部交战。湘军不支，退守热水坑。罗统一率部猛攻热水坑，打得贺耀祖部溃不成军，抱头鼠窜。攻占热水坑后，贺龙部乘胜进占常德。
贺龙的部队军纪严明，所到之处深受民众的欢迎。中国共产党为帮助这支军队建设成为革命的武装，于1926年9月派共产党员周逸群到贺龙部队工作。在贺龙的支持下，周逸群首先加强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举办“政治讲习所”，培养骨干，发展优秀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罗统一参加了“政治讲习所”学习，通过学习革命理论，思想认识迅速提高，世界观发生了根本转变，不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6年秋冬，罗统—随贺龙部队北进，直抵湖北公安、石首。在黄金门与军阀吴佩孚军遭遇，罗统一身先士卒，率领全营官兵以排山倒海之势冲入敌人阵地，打得敌军死伤累累，弃阵而逃。1927年3月，贺龙就任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十五师师长。4月出师河南，在逍遥镇与奉军激战。罗统一指挥全营，采取“佯攻应战”与“围点聚歼”的战术，配合全师取得了战斗的胜利。接着独立师又在临颖、许昌等地大败奉军，进占开封。
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独立第十五师于6月回师武汉，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贺龙任军长，罗统一任第三团二营营长。
3、南昌起义 奋勇杀敌
7月下旬，贺龙以“东征讨蒋”名义，率全军经鄂东、大冶、九江，于26日到达南昌。8月1日，贺龙率领二十军全体将士参加了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罗统一所在的第三团奉命攻打省政府，罗统一率领第二营打先锋，用刺刀解决敌人哨兵后，迅速占领省政府。负责攻打敌总指挥部的起义军第二团，被敌机枪封锁进路，进攻受阻。贺龙命第三团增援，罗统一即率第二营跑步投入战斗。他与全营官兵奋不顾身，爬上民房屋顶，居高临下打击敌人，压住敌人的火力，支援了起义军部队攀墙跳进敌总指挥部，与敌人短兵相接，展开搏斗，敌人不支，全部缴械投降，起义军顺利占领敌总指挥部。
南昌起义后，武汉汪精卫政府调集兵力向南昌进攻，起义军撤离南昌，南下广东。8月25日，起义军在壬田遭国民党第三十二军钱大钧部伏击，第三团团长在激战中壮烈牺牲。在失去团长指挥的情况下，罗统一营仍然打得勇猛顽强，与兄弟部队一起突破敌军阵地，继续前进。战斗结束后，罗统一升任第三团代理团长。8月30日，在会昌战斗中，朱德部和周逸群部先与敌军交战，被敌包围，贺龙命第三团速往增援，罗统一率领第三团急行军赶到会昌，与叶挺部协同作战，将钱大钧、黄绍弘所部13个团击败。
9月下旬，起义军在潮洲、汕头遭强敌围攻而失败，贺龙奉命离开部队赴沪。罗统一的第三团等二十军余部于10月上旬进入广东陆丰，后被陈济棠部打散。此时革命遭到了严重的挫折，但罗统一并没有丧失革命意志，他决心到上海寻找党的组织。12月底，他终于在上海找到贺龙和周逸群。
4、创建湘鄂边根据地
1928年1月初，党决定派遣罗统一随贺龙、周逸群等人离沪，前往湘鄂边地区创建革命根据地。下旬，贺龙一行到达洪湖地区，成立第四十九路工农革命军，迅速投入当地的武装斗争。在贺龙的领导下，罗统一参加了湖南的南县、华容，湖北的石首、江陵、公安、监利等地年关暴动。
2月中旬，罗统一随贺龙、周逸群去湘西北开展武装斗争。3月上旬贺龙到达桑植洪家关，拉起一支3000人的工农革命军，并占领桑植县城。
7月初，贺龙部正式成立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罗统一先后任第一大队第一中队队长和第一团第一营营长。
第四军成立不久，便转移到石门一带活动。9月上旬，第四军遭敌人两次袭击，两战均不利，加上给养困难，人心浮动，不坚定分子离开部队，不到一个月全军锐减到200余人。贺龙从革命斗争实践中开始认识到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加强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11月，成立了中共湘鄂西前敌委员会，贺龙任书记，罗统一为委员之一。经过艰苦的工作，湘鄂西的革命斗争形式逐渐好转，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的人数迅速增至1000人左右，于1929年1月攻下鹤锋县城后，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贺龙任军长，罗统一任第四团团长。5月上旬，红四军进占桑植县城，罗统一按照前委布置，带领部队在桑植发动群众，消灭团防武装，使桑、鹤两县连成一片，初步形成湘鄂边根据地。
7月初，敌向子云旅进犯桑植，周寒三团为前部。罗统一遵照军首长歼敌于澧水岸边的战斗布置，率领第四团与第二团紧密配合，先在关家坡伏击敌人，消灭其一部后，又穷追溃敌至澧水河边，将其大部歼灭，缴枪数百支，击毙周寒三。7月中旬，向子云亲率2000余人及部分地主武装再犯桑植。红四军采取主动放弃县城、诱敌深入，然后围敌于县城和赤溪度口的战术，将其全歼。8月上旬，红四军向南发展，分两路攻打盘踞在大庸县西教乡的熊相熙反动地主武装，罗统一团担负一路的主攻任务。经过6昼夜的激战，红四军击溃熊部，接着又占领大庸、慈利大片地区，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得以迅速扩大。
1930年3月，红四军执行鄂西特委的指示，除留少量部队在湘鄂边坚持游击斗争外，主力向东转移，于7月初在公安县与红六军胜利会师。在历时近5个月的转战征途中，罗统一率领第四团与追堵的敌军进行了大小战斗数十次，屡战屡胜，为红四、六两军胜利会师立下了汗马功劳。
5、在洪湖苏区的革命活动
7月中旬，红四、六军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下设二、六两个军。罗统一调任红二军团第四师第二十团团长。此后，罗统一率领该团与兄弟部队转战于监利、潜江、京山、天门、安陆、仙桃等地，使洪湖苏区的江陵、监利、潜江等县连成一片。
经过革命斗争的锻炼，罗统一已成为优秀的红军干部。1931年3月，他出席了红二军团召开的党员代表大会。
此后，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红二军团缩编为红三军，贺龙任军长，邓中夏任政治委员。红三军下辖七、八、九师，罗统一任第七师第十九团团长。
4月初，红三军挥戈北上。罗统一部为先头部队，为全军北上开路。4日，在野三山、三尖关与敌戴天明旅的一个团遭遇，罗统一指挥部队迅猛攻击，将敌歼灭，为主力部队打通前进的道路。
不久，罗统一调任红七师第二十团团长。
1931年10月10日，红三军返回洪湖苏区。夏曦接任红三军政委。
6、灵活部署 粉碎敌“清剿”
1932年1月，敌人从沙市进犯江陵、荆南苏区，红七师奉令西调迎敌。3月5日，敌四十八师一四四旅由皂市出动，驻于皂市以南的文家墩、李家场等处。红三军令第九师与独立团从蒋家场向文家墩之敌隐蔽接近，红七师从吴堰岭逼近皂市负责钳制敌军，罗统一团承担钳制皂市之敌的主攻任务。6日中午战斗打响，罗统一率领全团与兄弟部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敌人发起猛攻，突破敌阵地，占领了文家墩、杜家岭。残敌退至胡宗岭、坡湾一带构筑工事抵抗。7日拂晓，敌一四二旅前来增援，罗统一立即率领部队与九师一部主动迎战增援之敌，激战到下午，敌军大部被歼，残敌在数架飞机的掩护下向东溃逃，溃逃中又被红三军其他部队全歼于方家嘴、坡湖一带。文家墩战役歼敌数千名，生俘敌旅长韩昌俊以下敌军2000余人。粉碎了敌人的“清剿”计划。
敌军遭红三军重创后，气极败坏，重新修订“清剿”计划，以敌第四十四师两个旅为第一支队，敌第四十师和第四十八师各一个旅为第二支队，以重新组建的敌一四四旅、独立三十七旅和新三旅主力为总预备队，共计两万余人，于29日由皂市沿汉宜公路两侧向红三军扑来。
3月30日，敌先头部队进到瓦庙集以东和梅家湾、卫家场附近。红三军侦察警戒分队与之接触后，红八、九师随即进入战斗。敌人发现红三军主力,立即抢占附近村庄和高地，构筑工事。31日，罗统一根据命令率领二十团与兄弟团从阮家沟向东攻占何家湾、张家湾、戴家河。与此同时，红九师一部进至敌军左侧，基本上形成了对敌军第二支队的合围。4月1日，国民党“剿共”左路总指挥徐源泉亲率敌第一四四旅一个团及第十军特务团由应城赶到皂市，敌新三旅一团也经石河市增援被围之敌。罗统一利用敌人援兵尚未到达之际，研究作战方案，调整部署。同时，果断命令部队集中火力，抢占制高点，加紧构筑工事。敌援兵一到，被围困的敌人就在强大火力的掩护下，疯狂向红二十团等部发起进攻。罗统一指挥全团打退了敌人的—次又一次进攻。罗统一在战斗中受伤,因流血过多被送往后方医院。
5月，罗统一伤愈出院，调任湘鄂西警卫团团长。
7、消灭来犯之敌 保卫苏区政权
5月底，川军以10个团的兵力分三路进犯苏区。当时在苏区的只有罗统一的警卫团、地方武装和军校的学生队。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罗统一采取避实就虚的战术，主动将警卫团从张金河、老新口一带退到新沟嘴。并将警卫团主力布置在新沟嘴西北一带高地上，警卫团另一部驻守正东荆河对岸的渔阳镇附近。由于部队连续打了几次消耗仗，弹药很缺，他们还向赤卫队和群众借来大批长矛，准备肉搏战。两天过去了，仍不见敌人进攻。罗统一等人经过认真研究后，决定派出一支精干的小分队到老新口诱袭敌人，敌第四师范绍增部果然上钩。诱敌小分队且战且退，敌人分多路沿东荆河堤向红军设伏地区追来。待敌人来到障碍物前，早已准备好的伏击部队一齐向敌人开火，敌人发觉上当，慌忙调头往东荆河堤东侧方向撤退。这时守候在渔阳镇附近的红军部队突然用猛烈的火力截断敌人的退路。敌人如热锅上的蚂蚁，抱头鼠窜，陷入池塘、稻田之中。与此同时，隐蔽在新沟嘴东荆河岸边的骑兵，在渔阳附近设伏部队的掩护下，利用河堤作遮蔽，向敌后方迂回包抄，在敌人最后一次冲锋被击退的时候，骑兵正好赶到敌军的后侧。罗统一等人当机立断，指挥正面部队，向敌发起全线攻击。敌人腹背受击，混乱溃逃。红军势如破竹，乘胜追到熊口一带，一举歼灭败退之敌，生俘3000余人，缴枪2000余支。其余两路川军不战而退。
1932年7月，湘鄂西警卫师成立，罗统一任第三团团长。不久，罗统一提任警卫师师长。
8、仗义直言 含冤牺牲
8月上旬，国民党“剿共”左路总指挥徐源泉指挥十万敌军，再次“围剿”洪湖苏区。针对这种情况，贺龙及红三军其他领导人提出集中主力转到外线机动作战、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等积极性建议。但是夏曦从单纯防御的思想出发，否定了这些正确的建议。他急调警卫师、红七师固守东荆河南岸地区，归其直接指挥。8月下旬，正当警卫师、红七师遵照夏曦的命令向东南调动时，敌第三纵队占领了东荆河南岸的有利地点。警卫师等部来不及到达预定位置，即仓促向敌人进攻。因敌人兵力强大，又占据有利地形，警卫师、红七师虽发动几次集团冲锋，未能攻破敌阵，损失惨重。然而，夏曦却不顾事实，一意孤行地命令两师在周老嘴一带构筑工事，准备与敌决战。为使红军免遭更大的损失，罗统一向夏曦直抒己见：“夏胡子，敌强我弱，如果继续死守阵地，与几倍于我的敌军决战，等于拿鸡蛋碰石头。依我之见，还是避敌锋芒，迅速将部队转移，寻机歼敌。”夏曦对罗统一的忠言非但不听，反说他是在散布失败情绪，动摇军心，借机向党中央分局进攻，便下令将罗统一逮捕，并在周老嘴失守前夕，以“改组派”的罪名，将他杀害于周老嘴，罗统一蒙难时年仅35岁。
罗统一虽然不幸含冤牺牲，但他的英雄事迹和光辉形象却深深铭刻在红三军将士和湘鄂西根据地人民的心中，也深深铭刻在家乡人民心中。
（六）侗族上将杨至成 军队后勤奋斗终身
杨至成是位久经考验的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人民解放军后勤工作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和军事教育家。
1、救国救民 毅然从戎
1903年11月30日，杨至成出生于三穗县八弓镇木界村的一个侗族家庭。1917年考入贵州省立甲科农业学校，在校期间，五四运动爆发，他与同学们上街游行集会，参加各种爱国活动,受到了新文化思潮的熏陶。后结识学生领袖周逸群，深受其革命思想影响。
1922年，杨至成为实现救国救民的志向，辞母别妻，辗转云南、四川，投奔亲友到滇黔联军当兵，不久升任军需准尉副官。1925年夏，随军赴粤。1926年3月，杨至成考入广州黄埔军校第五期学习，再次与已任教官的共产党人周逸群相逢。在周逸群的帮助下，杨至成的革命觉悟提高很快。1927年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参加了由恽代英领导的平息夏斗寅叛变的战斗，保卫了武汉革命政府。7月，杨至成从黄埔军校毕业，被派到贺龙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三师六连任指导员。
2、南昌起义 保卫井冈山
8月1日，杨至成参加了著名的南昌起义，率领六连作为第一梯队，担任进攻南昌大校场的主攻任务。起义枪声一响，他带领战士们和邻部一起杀入敌人院内，使酣睡的敌七十九团官兵还未穿好衣服就当了俘虏。之后，杨至成还先后参加会昌战斗和潮洲城北战斗。
1928年1月，在湘南宜章参加由朱德、陈毅领导的湘南起义。在反击湖南军阀许克祥的围剿战斗中，杨至成英勇负伤。接着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朱德任师长，陈毅任党代表，王尔琢任参谋长，杨至成任副官长。受朱德之托，杨至成在湖南耒阳亲自操办了朱德的婚事。4月，随朱德、陈毅上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部队会师，并参加了两军会师庆祝大会的筹备工作。接着被任命为红四军二十八团一营四连连长。随后，参加保卫井冈山五斗江和草市坳战斗，粉碎了敌人的“进剿”，两次占领了永新县城。在参加七溪岭战斗中，又一次负伤后，任井冈山留守处主任。在随后的井冈山黄洋界保卫战中，杨至成担负后勤保障和联络工作。这次战斗打得十分激烈，从早晨打到午后，留守红军以一个团兵力连续打退了敌人三个团的四次进攻。敌人恼羞成怒，再次以迫击炮猛烈轰炸红军工事，情况万分危急，杨至成迅速组织人员把在湘南起义中缴获的一门迫击炮从茨坪军械修理处拖到黄洋界山上，对着敌人阵地连发三炮，打退了敌人的进攻，夺得了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毛泽东、朱德闻讯后，非常振奋，毛泽东即兴赋词一首，写下了著名的《西江月·井冈山》。
3、保障后勤供给 推进军队后勤建设
1929年4月，红四军在福建长汀整编，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为党代表，杨至成被任命为红四军的副官处长，既管通讯联络，又负责军部的服务。为了制作全军的统一军装，杨至成筹款5万元，建立了一个临时被服厂，日夜不停地赶制4000多套军服。这是红四军第一次穿上统一的军装，也是第一次穿上自己被服厂制作的军服。毛泽东、朱德曾称赞杨至成的后勤工作干得好。
1930年4月至1933年1月，杨至成先后担任红军第一十二军副官长、红军总兵站站长、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供部部长兼政委，统管全军被服、粮秣、财务、武器、弹药等生产与供应工作。为减轻苏区地方财政和根据地人民的负担，杨至成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依靠群众，自力更生，白手起家，兴办和整顿枪械、弹药、被服、卫生材料等20多个工厂。并在全国总工会执行局委员长刘少奇的指导下，改善管理方法，建立和完善各项制度，提高了产品质量，使苏区军工物质得到了保障，有力地保证了中央红军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的胜利。1933年7月，杨至成通过调查研究，向中央军委提出了规定红军供给标准的意见，军委根据他的意见，颁布了第一个关于军队供给标准的训令和命令，为以后军队的发展壮大和正规化建设打下了基础。
1934年，由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指挥，导致了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杨至成对“左”倾错误发表了不同的意见，于是“左”倾错误的代表者就把反“围剿”中广昌战役的失败归罪于杨至成，说杨至成“不能从正规上补给红军”、“犯了官僚主义错误”，从而撤销了杨至成总供给部长兼政委的职务。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彻底批判了“左”倾错误路线，毛泽东重新回到红军的领导岗位。遵义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对红军的后勤工作给予高度评价，杨至成的所谓“错误”也得到澄清，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先遣工作团主任，负责打开前进道路和筹集物资供给后续部队。杨至成上任后，及时组织“先遣工作团”深入少数民族地区，耐心细致地做思想工作，筹备银元、被服、羊皮、烧酒、辣椒、木棍等物资，为红军四渡赤水、抢渡金沙江、翻越大雪山准备了大量物质。
1935年9月，中共中央在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把军委纵队和红一方面军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兼政治委员，杨至成为后勤部长。11月，杨至成任红一方面军后勤部长。
1936年2月，红军准备东渡黄河，杨至成领导的后勤部很快筹集棉布2000匹，棉花8000斤，毛皮2000张，粮食330万斤，食盐5000斤，组织了1000人的运输队，3000人的担架队。后勤的有力保障为东征战役取得胜利奠定了基础。
1937年6月，杨至成被任命为黄河两延卫戍司令员，担负起建设陕甘宁边区与保卫党中央的艰巨任务。
由于杨至成先后5次负伤，加上艰辛的工作，积劳成疾，经中共中央批准，他于1938年赴苏联治病及学习。通过系统学习，杨至成在理论上和军事上开阔了眼界。1946年1月，杨至成离开莫斯科回国，被任命为东北民主联军总后勤部政委。1948年6月，组建东北人民解放军军需部，杨至成任军需部长。为适应解放战争的后勤需要，杨至成从战争的全局和长远利益着眼，狠抓后勤建设和后方基地的发展，以佳木斯为中心在佳木斯、哈尔滨、牡丹江、齐齐哈尔等地建立起有生产能力的机炮厂、子弹厂、被服厂、制药厂等军工厂36处和50多个兵站、医院、仓库，有力地保障了东北解放战争的供给。
东北解放后，第四野战军进驻中南地区。杨至成先后担任华中军区军需生产部部长，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财经委员会委员、轻工业部部长，中南军区后勤部部长等职，开展中南地区军队后勤供应生产工作，积极发展地方纺织、印染、面粉、造纸等工业，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4、从事教育工作 培养军事人才
杨至成不仅是一位卓越的军事后勤领导人，而且还是一位优秀的军事教育家。1931年底，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在瑞金开办一所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后改称中国工农红军学校。刘伯承任校长兼政委，后来是叶剑英。1932年初，杨至成被任命为红军学校校务部长，负责校舍、教学设施、教职员工及学员的生活等。1933年，红军学校改为红军大学。为培养和提高后勤人员、特别是后勤干部的素质，杨至成在红军学校第四期供给干部班的基础上，创办了一所红军供给学校，并兼任校长，时有学员200多人，为各路红军培养了大批后勤人才。
1937年1月，中共中央决定把红军大学改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毛泽东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12月，杨至成调任抗日军政大学校务部部长。为培养人才，杨至成努力克服经济落后、物质缺乏的困难，动员并带领学员利用课余时间，开展农副业生产，养猪、种菜或办小作坊等，增加学校收入，改善学员生活。同时，开挖窑洞，解决学校急剧增加的学员住宿问题。
解放战争时期，杨至成就任东北民主联军（后称东北第四野战军）总后勤部政治委员，在负责抓东北大后方后勤工作时，还先后建起了东北军需学校、汽车学校、医科大学和护士学校，为东北民主联军后勤战线培养、输送了大批财会、医务、车辆驾驶人员和后勤管理干部。第四野战军南下后，杨至成几经周折，把军需学校迁到武汉，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后方勤务学校。身为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财委会委员兼轻工部部长的杨至成，仍兼任后勤学校校长，并亲自到校授课。后来这所学校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经济学院。
1953年，杨至成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部长。1955年，杨至成被中央军委授予上将军衔，一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成为贵州惟一的开国上将，全国三个少数民族上将之一。
1958年，经中央军委批准，杨至成参加了我军最高军事科研机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的组建工作，任副院长兼院务部长，为学院建立和科研工作的开展立下了汗马功劳。1962年，杨至成调任高等军事学院副院长，协助院长刘伯承元帅分管院务工作。
杨至成是第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杨至成还是一位诗人，一生写下了100多首充满激情的诗词。
1967年2月3日，杨至成因病在北京逝世。在60多年的人生旅途中，杨至成为中国各族人民的翻身解放、为人民军队的后勤工作和军队人才的培养、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百折不挠，鞠躬尽瘁，建立了卓著的功勋，被喻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之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