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讲 建国前党在黔东南的革命活动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初，随着马列主义在贵州的传播，中国共产党的活动随之进入黔东南这块交通闭塞、经济文化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胡仲毓、肖次瞻、李光庭、李长青、王定一、田伯萍、杨光文等先后在雷山、凯里、镇远、黄平、施秉、锦屏、天柱等地开展革命活动，宣传进步思想，中共凯里小组、中共镇远支部及进步组织建立后，组织青年学生和进步人士参加反封建反压迫、反剥削的革命活动和抗日救亡活动，开展爱国统一战线工作，筹建地方革命武装，发展党的组织，广泛发动人民群众与国民党当局和地方反动势力进行斗争，使马列主义思想和共产党的影响在黔东南得到不断扩大，革命力量得到不断壮大，在黔东南现代革命史上写下了不朽的篇章。
一、中共凯里小组的建立及其活动
中共凯里小组是黔东南建立最早、坚持革命活动时间最长的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在中共贵州省工委领导下，自1935年至1949年黔东南解放的十多年里，他们根据不同革命时期的形势和任务需要，千方百计采取各种措施和办法，宣传党的主张和进步思想，发展党的队伍和进步力量，为扩大党在凯里、在黔东南的影响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凯里党小组的建立
凯里党小组建立于1935年冬。在凯里党小组建立之前，李光庭、李长青等共产党人在凯里、台江、雷山等地进行了两年的革命活动。
1925年，李光庭在铜仁参加贺龙的部队，曾随贺龙参加北伐和“八一”南昌起义。起义军南下广州途中失败后，1929年李光庭只身由粤到雷山，后又到鄂西，利用黔籍同乡的关系打入驻崇阳的国民党军队八十五师教导大队。李光庭在贺龙部队当兵期间，深得贺龙喜爱，彼此间的关系较为密切。1929年贺龙到洪湖地区开辟革命根据地，3月曾在湖北藕池写信给李光庭、胡仲毓等，要他们坚持革命斗争。因此，李光庭虽然身在军阀部队，心却向着共产党，多方寻找党的组织。1932年，李光庭在八十五师军士教导大队任助理教官，与中共党员、教导大队区队长舒保初(又名舒贵初，贵州瓮安人)及喻雷(又名喻觉民，贵州习水人)、王毅(又名王芸生，贵州毕节人)等结识。不久，舒保初介绍李光庭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5月，舒保初等秘密策划八十五师起义，投奔红军。由于叛徒告密，起义未成，舒保初、李光庭等20余人被捕，6月，舒保初等7人遇害，时称“崇阳惨案”。尔后，李光庭等人被释放，他同与案件有牵连的王毅、黄玉如（麻江县人）、朱玉成（黄平县人）、陈忠林（凯里人）、喻雷等分头撤离。李光庭、喻雷等来到湖南洪江，与思想进步、倾向革命的原八十五师驻武汉办事处主任，此时任贵州省实业调查员的唐寿南相遇。他们共同商定，到具有抗暴斗争传统的黔东南雷公山地区开展革命斗争。因唐寿南是凯里人，为便于立足，他们于1933年春来到凯里，从此开始了以凯里为中心的革命活动。
他们根据黔东南山高林密，人民生活贫困，且素有反抗压迫、抗击欺凌的传统和勇于斗争的精神，尤其是民间武装较多这一特点，确定开展活动的重点：一抓组织群众，二抓争取民间武装，并作了分工。唐寿南、喻雷、陈忠林负责在黔东南各地募兵，李光庭负责在各地进行革命宣传发动。
按既定安排，唐寿南辞去实业调查员一职，与喻雷在黔东南各地招募了丹江县（雷山县）的陈学海（又名陈文渊，西江人）、杨玉清（大塘人）和麻江县的黄玉如等一批优秀青年后，由唐寿南带领打入活动于清水江、镇远一带的地方武装张元勋部。唐寿南任参谋长兼第二团团长，陈学海、杨玉清分别任2、3营营长，黄玉如、喻雷分别任2、3营文书，陈忠林任特务长。他们在士兵中开展工作，积极争取、改造这支武装为革命服务。后张元勋部被贵州军阀王家烈收编，王家烈把第二团作为交换武器的条件，调到广州并入陈济堂的部队，争取工作被迫中断。唐寿南从广州赴上海，喻雷打入黔军第二十五军第八团（万式炯团）三营任文书，陈学海、黄玉如等返回家乡组织发展地方武装。
李光庭则利用多种合法身份，爬山涉水，走乡串寨，深入到凯里周边的台江、麻江、雷山等广大地区农村，了解民间疾苦，广交朋友，进行革命发动。李光庭利用民间结拜兄弟方式，先在凯里北门杨道（杨启华）家里和在“魁星阁”与顾怀林、李永祥等30多名进步青年结义，后又在台江文昌宫与肖洪春、宋天榜等18名进步青年结为异姓兄弟，从而团结了一批各族青年。他们在盟誓中提出“团结起来，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推翻封建势力”的革命目标。为了锻炼进步青年，同时给封建势力和贪官污吏以打击，李光庭利用凯里豪绅给即将离任的凯里分县县长朱仁山立“德政碑”之机，组织凯里青年在深夜将“德政碑”砸碎。
1934年夏，李光庭布置他的“结义兄弟”继续进行争取民间武装工作，自己打入黔军第8团当连长。12月该团在乌江阻击中央红军，李光庭曾派人与红军联系，但未联系上。后该团在娄山关阻击中央红军时，李光庭率本连火线撤兵，第8团被红军打败。李光庭离开娄山关后，投到黔军特务团。不久，黔军内部火拼，特务团解散，李光庭离队后先住安顺，后居贵阳。
王毅在“崇阳惨案”后去了南京，曾参加当地的学生运动。1934年，他回到贵州，与李光庭相会，李光庭要他寻找党的组织。王毅几经周折，同年秋在贵阳找到了中共毕节支部负责人秦天真，汇报了李光庭他们在凯里地区的活动情况。年底，秦天真在安顺代表党组织重新吸收李光庭和发展王毅、喻雷为中共党员，并布置了以凯里为中心开展革命活动的任务。
1935年1月15至17日，党中央在遵义召开著名的“遵义会议”。中共毕节支部书记林青赶赴遵义，同党中央取得联系，向中央组织部长兼红军总政地方工作部部长罗迈（李维汉）汇报了贵州党组织的工作情况，罗迈代表党中央批准建立中共贵州省工作委员会，林青任工委书记，邓止戈、秦天真为委员，后又增补刘茂隆(刘雪苇)为委员。同年4月，省工委为了加强党的武装斗争，成立军事小组，李光庭任组长，喻雷、王毅等为成员，由秦天真单线领导。军事小组重点在安顺和炉山（凯里）一带开展武装斗争。
同年7月19日，省工委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严重破坏，省工委书记林青、委员刘茂隆等人被捕，林青于9月11日被杀害。这就是震惊贵阳乃至全省的“七一九”事件。
“七一九”事件发生后，党组织决定李光庭负责转移已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熊蕴竹、余稚翔和曾掩护省工委委员刘茂隆越狱的董清亮。他利用在黔东南打下的群众基础，指派结义兄弟将董清亮先后转移到台江、凯里等地，最后资助送回山东。他自己亲自护送熊蕴竹、余稚翔二人到凯里，不久又转移舟溪、麻江宣威，后又亲自护送回贵阳。
“七一九”事件，贵阳男子师范学校的党组织也遭到敌人破坏，该校中共党员李长青为摆脱敌人追捕，10月，遵照省工委隐蔽精干、分散活动、重点转向农村边远有条件的地方开展军事工作的决定，由贵阳回到凯里，经组织介绍与已到凯里的李光庭、喻雷、王毅接上关系。为了有领导、有组织地开展革命活动，省工委批准建立中共凯里小组。1935年冬，李光庭、李长青、王毅、喻雷等成立了黔东南地区第一个党组织—凯里党小组，李光庭、李长青为负责人。党小组直接受中共贵州省工委领导。
（二）凯里党小组的革命斗争
1、凯里党小组的早期革命活动
凯里党小组成立之时，贵州的白色恐怖正浓，对于黔东南，国民党贵州当局一是加强军事控制，二是笼络、收买少数民族上层人物，吸收在各民族中有权有势的反动官僚、地主、恶霸、匪首参政，委以要职，依靠他们加强对黔东南的统治。这使凯里党小组开展革命活动困难重重。
在这种情况下，凯里党小组确定：以凯里为中心，在青年学生中开展工作，培植革命力量；大力争取民间、地方武装，开展武装斗争。
为了教育和发动青年学生开展革命活动，李长青到凯里小学任教员。在当时社会，由于种种原因，青少年受教育的时间普遍较晚，所以这所小学大龄学生不少。李长青在学生中传播革命思想，组织进步活动，启发他们的革命觉悟。他发动学生成立了“学生会”，并被推选为该会主席。凯里小学的董事会规定学生入学必须交纳高额学费和必备三套服装，李长青领导进步教师和学生与董事会进行斗争，迫使董事会修改了这些不合理的规定，为贫寒家庭子弟争得入学读书的权利。
为把青年、学生引上革命道路，凯里党小组在李长青家楼上(老街北门)成立了党的外围组织—“青年读书会”，吸收了陈松录、孙礼庸、顾永祥、唐明贤、王安祥等20多名进步青年、学生。李长青、李光庭、王毅、喻雷辅导他们阅读进步书刊，组织他们就“什么叫压迫？什么叫剥削？”、“什么叫民主？什么叫独裁？”、“穷人为什么穷？富人为什么富？”、“中华民族取得彻底解放的道路是什么？”等问题进行讨论，对他们进行共产主义启蒙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在党小组的领导下，读书会会员积极开展争取民主、自由、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和苛捐杂税的革命斗争。同时针对当时社会状况，为了揭露国民党独裁统治和土豪劣绅压迫、剥削和欺骗人民的罪行，由王毅书写的“民主涂在嘴巴上，自由附在条件上，礼义廉耻挂墙上”，“滚滚猪（诸）公参议员，愚者愚来贤者贤。有的真是为名利，有的乘此好捞钱”，“样样都是税，国民党万税、万万税”的标语、传单，经青年、学生秘密张贴、散发后，在凯里引起很大震动。
1936年，党小组派王毅到广西南丹六寨，找到已打入原黔军退职军官组成的“贵州抗日救国军”的中共贵州省工委委员秦天真。秦天真通过王毅向李光庭传达了“要在黔东南地区大力开展武装活动，把雷公山作为武装活动的据点”的指示。王毅返回凯里向党小组作了传达。
同年秋，凯里党小组召集“读书会”会员和“结义弟兄”积极分子顾永祥、陈松录、唐明贤、李长和等10余人，以捕鱼为名，在凯里近郊龙头河野鸡滩召开会议，传达秦天真的指示，研究开展武装斗争的有关问题。会议决定：1、以榕江、锦屏、剑河、台江、雷山等县为游击区，以雷公山为中心建立革命根据地；2、把“青年读书会”更名为“革命小组”，推选李光庭为组长，负责领导武装斗争；3、继续争取民间地方武装，筹集资金，购买枪支弹药，充实扩大地下武装力量，作好武装起义的准备。
会后，李光庭、李长青等分赴榕江、锦屏、剑河、台江、雷山、麻江等县，进一步争取民间武装和地方武装。
经过半年多的努力，凯里党小组以“读书会”积极分子顾永祥、唐明贤、陈忠林等人为骨干秘密发展了地下武装近百人，同时争取、掌握了台拱欧大富、欧大发民间武装四、五十人(枪)，台（拱）榕（江）边境的石灰河一带的李沛华民间武装六、七十人(枪)，排羊乡任中队长的杨光亚四十余人(枪)，台盘联防大队杨胜林近百人(枪)，丹江区区长陈学海拥有的近百人(枪)，麻江县宣威保卫大队书记兼队长黄玉如拥有的近百人(枪)。到1937年9月，党小组自己组建和可以有效利用的民间武装已有500余人(枪)。他们积极进行起事的准备工作。唐明贤出卖祖田得数百银元，购买枪支弹药武装队伍。黄如玉等袭击茶山赵姓和翁里李姓大地主，李沛华带队收缴了湖南的烟毒贩团伙，将所得充作军需。
凯里党小组大抓武装的活动被敌对势力察觉。凯里联防区头目、恶霸地主蒋文彬以“结众为匪”的罪名，诱杀了台盘民间武装负责人杨胜林等。敌我斗争非常激烈。
1937年冬，凯里党小组决定各地地下武装向雷公山聚集，拟成立中共凯里小组统一领导下的人民武装—黔东南人民武装部队，建立以雷公山为据点的革命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并于1938年元旦举行黔东南武装部队成立大会。凯里党小组派出联络人员分赴各地通知各路武装集结雷公山。当李长青、王毅、黄玉如、欧大富、宋天榜、陈学海、杨光亚等率队陆续到达后，李沛华的武装由于联络员酒醉耽误时间，使李沛华在第二天夜里才到雷公坪，由于林密雾浓，不明敌我，与先到的部队发生交火，当李长青、顾永祥用联络暗语喊话，发觉是自己人才停止交火，双方虽无重大伤亡，但弹药消耗怠尽，李长青与各路武装负责人商定，各回原地补充弹药、物资，听候集中命令。春节后，各地武装再次结集雷公山。但由于有的武装对这次行动持有分歧意见，认为“现时暴动不到时间”，迟迟未到，李长青等便决定下山待机再干。不久，党中央关于共同抗日战线形成，不再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展武装斗争的指示传到凯里，党小组便停止了武装斗争。
凯里党小组两次上雷公山的行动虽未取得成功，但它是中共党组织建立革命根据地进行革命武装斗争的勇敢尝试。
2、抗日救亡宣传及隐蔽活动
1938年春，凯里党小组停止武装斗争后，李光庭、王毅、喻雷相继离开凯里。李光庭打入国民党镇（远）遵（义）师管区任连长，喻雷赴安顺等地活动，王毅先到中共贵阳县工委工作，后受省工委派遣到毕节任中共毕节县工委书记。他们都在各自的岗位上继续从事党的工作，积极为抗日出力。
李长青留在凯里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他积极向群众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宣传抗战的长期性，树立民族抗战必胜的信心。他利用在凯里小学教书的有利条件，手书“虽剩一兵一卒，必须抗战，始能操到最后胜算”、“最后胜利是我们的”正楷字体，刻印成字帖给学生填写，使学生在练习书法中受到抗日教育。1938年初，他发动组织孙礼庸、陈松录等青年成立了“凯里青年抗日救国后援会”（简称“抗日救国会”），会址设在江西会馆（万寿宫），这个组织很快发展到近百人，李长青被推选为临时会长。为使“抗日救国会”公开合法，李长青具文呈报炉山县政府备案，炉山县政府虽同意成立，却指派顽固派人物、凯里小学校长王启型担任该会会长。
王启型任会长后，极力散布消极抗日言论，不过问抗日工作，使该会徒有虚名。李长青组织“抗日救国会”的会员与之进行斗争。他们派出代表质问王启型为何不组织抗日活动，王启型说青年“胡闹”，从而激起了青年们的愤怒，近百名爱国青年走上街头游行示威，高呼“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团结起来”、“打倒汉奸卖国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并搭台演讲、张贴标语，揭露王启型等不顾国家安危的所作所为。王启型勾结保警队长蒋文彬出动保警队抓捕了顾永祥、李长和等六、七名“抗日救国会”的积极分子，对他们进行软硬兼施的审问，要他们说出幕后指挥者和在“悔过书”上签名，遭到被押青年拒绝后，王、蒋又以这些青年不服管教为由，准备在押送炉山途中，捏造他们抗命逃跑，实行集体枪杀。此阴谋遭到民主进步人士李希平（时任凯里区区长）的反对，李希平将此情况透露给李长青。李长青得知这一情报后，为营救被捕会员，李长青一方面连夜赶到排羊布置原地下武装负责人杨光亚带10余名青壮年潜入凯里旧市街(今莲花巷)文玉山家待命，并与打入保警队任看守班长的结义兄弟姚绍堂取得联系，要顾永祥、李长和等人随时配合外面武装的营救。另一方面在凯里广泛发动各界群众，特别是被捕家属，提出严正抗议，向王、蒋要人，并在大街小巷张贴了“爱国青年无罪”、“强烈要求释放爱国青年”等标语。在李长青的周密安排和指挥下，经过一番激烈斗争，迫使王、蒋于同年除夕前将被押青年全部释放。敌人的阴谋被粉碎，凯里群众性的抗日救亡活动得到进一步发展。
1938年8月，为扩展抗日救亡工作，李长青到省立黄平谷陇加巴小学任教导主任。他和该校校长王醒华（中共党员)、进步教师秦天芬（化名姚素珍）、李长和等向学生和群众宣传抗日主张，争取团结地方上层人士，发展抗日民主统一战线。1939年底，王醒华、李长青等人抗日活动引起敌人注意，被迫一起离开学校。
1940年，李光庭、喻雷先后回到凯里，他们根据中央发出的“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白区工作方针，转入隐蔽活动。李光庭在凯里川岩办酒精厂，后定居麻江大良田，开办“荣通酒精厂”。李长青重返小学教书，因组织该校进步教师成立“七人团”，宣传抗日被解职，便种植烤烟，开办“开斯米”烟厂，后到雷山西江等地办“食盐代销处”。他们通过兴办实业，广交社会朋友，培植革命力量，筹集革命活动经费，以待时机。
1942年冬至1943年夏，“黔东事变”爆发，由于国民党军贵州省保安处调集兵力，残酷镇压，滥杀无辜，李光庭等尽力转移、掩护受害群众。
1944年至1945年，凯里镇长毛文藻和蒋文彬企图贪污购买军粮的经费，并欲把这笔费用摊派给老百姓，引起群众不满。李长青组织群众与之进行斗争，并取得了胜利。
3、开展统战工作，迎接解放大军
自中共贵州省工委负责人秦天真1940年撤离贵州后，凯里党小组便与上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为了解党在新时期的工作任务、方针和政策，1946年6月，党小组派李长青去重庆找上级党组织。李长青历经艰难的长途跋涉到重庆，找到中共中央南方局交通科长袁超俊，由于当时中央正与国民党谈判，国共两党尚未正式决裂，故袁超俊仍要凯里党小组执行白区工作方针：“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李长青回凯里后将此精神向党小组作了传达。党小组根据上级党的指示，研究了这一时期隐蔽斗争的工作部署，决定在有效隐蔽自己的同时，重点抓好统一战线工作，积极积蓄革命力量。
为便于开展工作，凯里党小组的成员利用铸银、打铁和办酒精厂、办“客栈”等，加强与各界人士的联系，以争取一切同情革命的人士。李光庭在大良田以开“客栈”为掩护，广泛结交各方面的人士。1946年10月，他与麻江县医院代理院长周明立结识，建议周明立到麻江下司镇开办 诊所。诊所开办后，取名“明星”，成为凯里党小组在下司的活动联络点。此后李光庭经常出入下司，与下司镇长吴邦荣等结拜为兄弟。在李光庭的帮助下，吴邦荣对共产党有了正确的认识，解放后，吴邦荣留任下司镇镇长，立场坚定，积极协助人民政府剿匪，为下司的解放和剿匪作出了贡献。李光庭还与麻江县政府、邮电、黔桂铁路电信线路等职员结为好友，利用他们传递情报，通过他们了解敌人内部情况，掌握敌方动态。特别是及时提供不利于党小组行动的敌情报，使党小组得以多次避免敌人的破坏。如青年唐德明在独山从事黔桂铁路电信线路工作，经常将收集到驻都匀的国民党军、政情报向李光庭报告，直到1949年6月，唐德明还将国民党都匀县政府“防共会议”的情报传递给已打入炉山常备总队的李光庭，这为凯里党小组在对敌斗争中随机应变争取了主动。李长青也积极做好争取上层人士的工作，他与在炉山县有较大影响、曾经代理炉山县长的炉山县政府秘书孙鸿涛建立了较深的关系。在李长青的启发下，孙鸿涛同情革命，并暗中掩护地下党的活动。1946年，凯里剿匪大队长蒋文彬等联名向炉山县政府控告李光庭、李长青搞“共产”活动，恰逢孙鸿涛代理县长职务，孙便以共产“未遂”为由，退回蒋文彬的联名控告，使党小组的活动暗中得到掩护。
1948年秋，李光庭受国民党炉山县常备部队副总队长蒋某的多次邀请，到常备部队第二中队任队长。这个中队驻扎县城（总队共2个中队，第一中队驻旁海），这对党小组掌握这支武装，保护县城，迎接解放，是个极好的条件。李光庭将在“荣通酒精厂”结交的可靠力量分别安排在队里当副官、分队长、文书、班长，基本上掌握了这个中队。
此间，党小组从秘密渠道得到《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这两篇讨伐国民党反动派的檄文，李光庭、李长青等人认真学习，从中受到极大鼓舞，更明确了活动的方向。他们决定按照文件精神大力宣传党的各项政策，传播解放军胜利的消息，揭露国民党所散布的谣言，进一步争取团结一切反蒋爱国力量，做好迎接解放工作。这时，党小组与孙鸿涛的关系进一步密切，一些重大事情与孙鸿涛商量，孙鸿涛也积极做好党小组交办的事。1948年11月，贵州省粮食科长艾玉章随贵州省政府视察团到炉山视察，私下与孙鸿涛会晤，意在了解我党的政策。孙鸿涛向李光庭将此情况汇报后，李光庭考虑到艾玉章出于诚意，便在孙鸿涛的寓所秘密会见了他，向他晓明大义，劝其弃暗投明。由于李光庭、孙鸿涛的耐心说服动员，使艾玉章解除顾虑。后艾玉章任麻江县长，该县解放后，他率部向人民政府投诚。1949年2月，包和麟任台江县长，邀请已被炉山县长冯绍棠解职的孙鸿涛随行任秘书，行前李光庭布置孙鸿涛劝包和麟认清形势，消除幻想，弃暗投明。炉山解放后，包和麟主动率台江县政府官员和保警队50余人枪，到炉山县向人民政府投诚。
1949年10月，原凯里党小组成员王毅从毕节回到炉山，增强了党小组的力量。11月3日，人民解放军从湘入黔，以破竹之势沿湘黔公路挺进，相继解放了天柱、三穗、镇远、施秉、黄平。国民党军节节败退，溃兵到处烧杀掳掠，无恶不作。国民党四十九军一部败退炉山时，准备焚烧炉山县城，以滞解放军前进。李光庭率常备部队制止了这场浩劫，保护了炉山县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炉山县长冯绍棠逃离炉山前，坚持反动立场，妄图负隅顽抗，命令清平“防剿大队”（有300余人枪）死守县城。李光庭立即召集会议研究对策，决定孙鸿涛、王毅去做清平“防剿大队”的争取工作；李光庭随冯绍棠撤走，以掌握常备总队。孙鸿涛、王毅向“防剿大队”大队长陈鹏讲明形势政策及利害关系后，陈鹏接受李光庭等领导，即将“防剿大队”撤离县城，驻于老鸦山待命。这样，人民解放军于11月11日顺利解放炉山县城。
11月15日，负责接管炉山旧政权的接管干部，在中共炉山县委书记崔芳亭、炉山县人民政府县长孙紫芳率领下进驻炉山县城。党小组的同志很快与炉山县委取得联系。11月16日晚，崔芳亭、孙紫芳等在孙鸿涛家会见李光庭、李长青、王毅等人，分配党小组两项任务，一是截堵冯绍棠，二是在3天内将县常备总队和清平“防剿大队”带回县城接受改编。李光庭、李长青、孙鸿涛、王毅连夜出发，按规定时间将常备总队和清平“防剿大队”带到县城。因李光庭离开常备总队后，冯绍棠已逃出雷山，故未将其截获。李光庭回到常备总队时，国民党四十九军一个营的溃兵在凯里近郊抢劫群众财物，李光庭和李长青指挥常备总队将其消灭，后率领常备总队180余人枪到炉山交炉山县人民政府改编。
凯里党小组自成立到迎接解放的十几年艰难岁月里，不论环境如何恶劣，风云如何变化，党小组的同志以坚定的革命意志，灵活的斗争策略，坚持传播革命思想，扎根群众之中，团结进步力量，始终如一地坚持开展斗争，积极为党工作。尤其是解放战争时期，他们出色地完成了掌握武装、争取旧政府官员起义投诚等任务，为黔东南的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凯里党小组进行建立武装、创建革命根据地尝试，坚持斗争时间之久，隐蔽方式灵活，在贵州地下党历史上屈指可数，凯里党小组成员具有较高思想觉悟、政治素质，不顾安危，巧斗强暴的精神也是难能可贵的。喻雷为革命积劳成疾，1945年病故；李光庭、王毅在剿匪斗争中壮烈牺牲；李长青1953年因病去世。他们的英名永载革命史册。
二、中共镇远党支部的建立及其活动
镇远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素有“滇黔锁钥”、“黔东重镇”之称。在抗日战争爆发时，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半壁河山拱手让给日寇。然而偏僻的小城镇远，却在中共镇远党支部的领导下，各族各界民众纷纷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一度把这里的抗日救亡活动搞得有声有色。
（一）中共镇远党支部的建立
1938年秋，中共党员田伯萍（化名田志远）受贵州省工委的指派，到镇远发展党员，建立组织，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田伯萍是贵州开阳人，1936年入党，曾到延安陕北公学学习。1938年田伯萍回到贵州，省工委派他到沿河县开展“民先”工作。由于田伯萍所依靠的社会关系、沿河县长陶某（其子为中共党员）被地方绅士排挤离开沿河，省工委便通知田伯萍转移到镇远。他到镇远后通过镇远邮局职工、共产党员陶涵春结识了镇远邮局职工、进步青年陈法轼(化名陈干，贵阳人)，从此两人结下亲密的关系。在田伯萍教育帮助下，陈法轼的革命觉悟迅速提高，1938年11月，经田伯萍介绍入党。田伯萍到镇远不久，镇（远）遵（义）师管区补充团新兵到镇远集训，田伯萍谋到该团任上士文书的职务。补充团中尉军需谢速航是中共党员，曾任中共安顺县委书记。经秦天真密信介绍，田伯萍与谢速航接上关系。同年12月，中共镇远支部成立，田伯萍任书记，谢速航任组织委员，陈法轼任宣传委员。从此，镇远的抗日救亡活动，在镇远党支部的组织领导下，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二）抗日宣传活动
中共镇远支部首先在青年、学生中开展工作。通过组织读书会、歌咏队、音乐研究会，发展“民先”队员，先后团结了近百名爱国青年、学生，积极传播革命思想，形成了抗日救亡宣传的骨干力量。
为了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报道各地“民先”的抗日活动，激发爱国青年的抗日热情，团结各阶层共同抗日，中共镇远支部创办了油印小报《海燕》。这份抗日小报内容丰富，形式活泼，深受爱国青年的喜爱。1939年1月因陈法轼被调到贵州省邮局，谢速航按省工委指示随镇（远）遵（义）师管区补充团开赴湖南，《海燕》出了3期后停办。
镇（远）遵（义）师管区补充团离开镇远后，田伯萍经谭科森介绍到镇远民众教育馆工作，他利用这个合法阵地，通过馆里的进步青年李实，公开办起抗日壁报，成立歌咏队，积极宣传抗日。歌咏队有镇远师范等学校学生、工人、职员和居民。他们排演《游击队之歌》、《松花江上》等抗日歌曲和《放下你的鞭子》等抗日小剧，民众教育馆成为地下党开展抗日宣传的活动据点。
1939年5月，抗日宣传活动达到高潮。青年学生在街头演出《放下你的鞭子》时，围观的群众对东北沦陷、关外同胞流落关内的悲惨遭遇深表同情，不少人流下了热泪，有的人还错把剧中的“香姑”当真人，解囊救济。歌咏队在演出场地散发歌单，教唱抗日歌曲，场内外观众、演员同声高唱，情绪激昂。1939年秋，歌咏队自编自排了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主题歌的歌舞剧《娘子军》，不仅在街头演出，还到“在华日本反战同盟镇远和平村”演出，收到良好效果。
1939年6月，陈法轼因积极参与省邮局“贵州省邮务工会”活动，被调回镇远。7月9日，陈法轼与谭科森发起成立了“镇远邮电员工俱乐部”，组织工人学习文化和时事，配合党支部开展抗日宣传，并以“贵州邮务工会镇远特别组”的名义发出函件，支持湖南常德邮工加薪的要求。陈法轼的革命活动，引起了国民党的极大注意，派特务跟踪盯稍。但他心胸坦荡，无所畏惧，照常组织群众，开展抗日救国宣传。1940年陈法轼被调到土城、松桃，11月20日，被国民党松桃县党部逮捕，于1942年6月20日在贵阳英勇就义，年仅25岁。他在《就义诗》中写道：“磊落生平事，临行无点愁。壮志犹未折，热血已将流。慷慨为新鬼，从容作死囚。多情惟此月，再照雄心酬。”表现了一个忠贞的共产党员为革命不惜洒热血、抛头颅的大无畏精神和崇高品质。
镇远师范学校是党支部活动的大本营。党支部首先在学生中成立读书会，组织会员学习进步书刊，提高思想觉悟，然后将会员中的积极分子秘密发展为“民先”队员，再经过培养锻炼，将“民先”队员中的优秀分子吸收入党。1939年10月，宋大鸣、欧阳德风被吸收入党。因谢速航、陈法轼离开镇远，镇远党支部进行了及时的调整，田伯萍仍任支部书记，宋大鸣任组织委员，欧阳德风任宣传委员。同年12月，党支部又批准陈学联（女）、张文锐、李承泽（女）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党支部的领导、发动下，“民先”队员、读书会会员的抗日宣传热情高涨，他们除积极参加镇远的宣传活动外，还利用假期深入镇远及邻县的一些农村进行抗日宣传。1939年冬，一批施秉籍的读书会会员和“民先”队员毕业后到施秉偏桥小学教书，把抗日宣传活动扩大到施秉。他们在该校成立了读书会、歌咏队，在青年中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阅读进步书刊，为党培养进步力量。他们还在施秉城关街上和新城、平寨、高碑等地进行抗日宣传。台江、黄平等县镇远师范的读书会员、“民先”队员，也组织当地的爱国青年进行抗日宣传。
1938年至1941年间，镇远的抗日救亡活动搞得轰轰烈烈，除有镇远党支部组织发动外，还有一些不属于镇远党支部的党员也在积极推动。此间在镇远的中共党员除陶涵春、谭科森外，还有乔光鉴、李光庭等。乔光鉴，贵州镇远人，1926年考入北京大学，受革命思想影响参加了进步学生组织“共产主义研究会”，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乔光鉴从武汉回到贵阳，与中共贵州省工委接上组织关系，受省工委直接领导。1939年，他在镇远师范当教员，积极支持学生参加抗日活动，因此被解聘。1941年春，乔光鉴任镇远青溪中学教导主任，又因组织学生成立宣传队，深入羊坪、竹坪等乡镇开展抗日宣传、抗战募捐等活动，再次被解聘。这些共产党员遵守党的白区工作纪律，与镇远党支部不发生任何组织联系，但他们互相默契、暗中配合，有力地支持了镇远党支部的活动。一些进步人士也为镇远的抗日救亡活动作出了贡献。熊岳柏开办的“新光书店”暗中出售进步书刊、《新华日报》，传播了革命思想，推动了镇远的抗日工作。
镇远爱国青年学生的抗日救亡活动，从一开始就被国民党镇远县党部、三青团和特务机关监视。特务们派人混入读书会、歌咏队，寻找共产党的线索。1939年下半年，随着蒋介石的抗日态度日趋消极，而对人民抗日运动的限制日益加强，镇远各特务机构也日渐露出敌视共产党、敌视人民、敌视抗日活动的嘴脸。他们派出特务干涉青年学生的抗日集会，禁止抗日戏剧的演出。一次，特务从邮局查出一本共产党的书籍，引起特务恐慌，加紧了对抗日活动的镇压。一天夜里，特务突然搜查了党支部秘密联络点、进步学生聚会处周公馆，宋大鸣、陈学联等被带到特务机关审讯，一些“民先”队员和读书会会员也被特务机关传讯。由于宋大鸣等人灵活机智地对付特务的审讯，使特务一无所获，只得将他们释放。1940年春，省工委指示田伯萍转移贵阳。田伯萍离开镇远后，宋大鸣接任支部书记，张文锐接任组织委员。虽然形势日渐严峻，党支部仍然在学生中开展工作，继续发展读书会员和“民先”队员，抗日宣传活动并未因特务的破坏而停止。1940年5月，党支部吸收宋大辉、李元善入党。不久，在镇远当局的授意下，学校将宋大鸣除名。宋大鸣按照省工委指示转移贵阳，欧阳德风接任支部书记。同年7月，支部吸收杨秀芳（女）、严友德入党，10月，又发展张正伦、何祖佑为中共党员。这时，镇远特务机关进行大肆清查“异党”活动，宋大辉、李承泽等向贵阳转移。11月，张文锐被捕。张被释放后，欧阳德风接着被捕。张文锐、李元善、杨秀芳迅速离开镇远。
镇远党支部从1938年冬建立，到1940年底疏散，在镇远活动了两年多时间。在省工委的直接领导下，镇远党支部发展了12名中共党员和一批“民先”队员，把进步青年引上革命的道路，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产生了较深的社会影响。这些党员中的绝大多数对党忠心耿耿，他们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积极为党工作，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宋大鸣同志为党的事业积劳成疾，英年早逝，年仅25岁。也有个别人经不起严酷斗争的考验，成了可耻的叛徒。
三、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在黔东南各地的革命活动
黔东南除有凯里党小组、镇远党支部活动外，相邻省、区的地下党组织如中共贵州荔波支部、中共广西融县工委也曾派人到从江、榕江、黎平等地进行过革命活动。此外还有许多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在雷山、天柱、锦屏、黄平、镇远等地开展革命活动，他们有的是受外地党组织派遣来黔东南开展革命武装斗争的；有的是在外地党组织遭到破坏，到黔东南来隐蔽的；活动贯穿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们不顾个人安危，积极宣传党的政策，发动群众，与敌斗争，为黔东南的解放事业奉献了自己热血和宝贵的生命。
（一）胡仲毓在雷山的革命活动
黔东南最早，也是贵州省最早有共产党人的活动，始于1929年2月胡仲毓在雷山的革命活动。胡仲毓，贵州丹江县（今雷山县）人，少年时代，就读于丹江县城小学。在此期间，时逢“五四”运动爆发，在进步教师梁聚五（雷山西江人，著名民主人士）的领导下，他积极参与组织学生联合会，与同学彭英才、包东山等在学校组织学生罢课、闹学潮，支持“五四”运动，反对当局推行的教育制度，反对卖国，反对洋货输入中国，请愿从军洗雪国耻，学生群起响应。他还深入附近村寨，向苗族同胞宣传革命道理，青年农民纷纷参与，声势不断扩大。
1921年，胡仲毓应聘到抚远小学（现望丰小学）教书，从教期间，他活跃在学校和村寨民众之中，宣传进步思想，向学生传授进步知识，教唱进步歌曲等，但却遭到校方的嫉恨和排挤，被迫离开。1925年初，胡仲毓邀请好友包东山，以做生意为由，离家外出寻找真理，他俩往来于铜仁及湖南的沅陵、平江、浏阳等地，一边做生意，一边寻找革命队伍。后经朋友介绍，结识了周逸群、贺锦斋（贺龙胞弟）等。是年10月，贺龙到铜仁等地扩充部队，胡仲毓带包东山、陶富国（雷山人）参加了贺龙部队，并在部队认识了李光庭等人。1927年初，胡仲毓经周逸群、谭平山介绍，与包东山一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年8月1日，他随贺龙部队参加南昌起义，后随贺锦斋团转战湘、鄂西一带。1928年1月，贺龙组建第四十九工农革命军，后改称为“中国工农革命军”，贺龙任军长、中共湘鄂西前敌委员会书记，贺锦斋任第四十九军一师师长，胡仲毓任一师一团团长。
1929年1月，贺龙部队在湖南石门战斗中遭受损失后，率部转移到桑鹤边休整。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为了建立和扩大新的革命武装根据地，配合红军实现战略转移，贺龙欲依靠黔东梵净山、雷公山的天然屏障，建立黔东革命根据地，委派胡仲毓、包东山等潜回黔东南雷公山地区开展革命活动。
1929年2月5日，胡仲毓、包东山奉命回到丹江县城。包东山在县城开布店，胡仲毓在城内、乡村寻找机会，结交朋友。2月27日，胡仲毓得悉在广西河池一带有红军活动，决定前往联系，因路途遥远，当胡仲毓到达广西时，只与红七军工作队取得联系，红七军工作队送给胡仲毓一只马号、一对马灯和一支马枪，胡仲毓带着“三马”回到丹江城。在此期间，胡仲毓收到贺龙的亲笔信，写道：“仲毓光庭东山同志：工作需要我到湘、鄂西一带建立游击，冠生(周恩来的化名)望你们坚守本地壮大队伍，迎合红六、七军到来。贺云卿 民国十八年三月一日于藕池地区”。
胡仲毓根据贺龙的指示，以生意为掩护，等待时机。他们认为，仅靠个人力量去拉一帮人马组建革命队伍是很困难的，要设法打入地方团防武装控制队伍为我利用。1932年，胡仲毓打入县民团，任杨昌隆的副官长。因杨昌隆是一介武夫，而胡仲毓有文化，懂军事战术和带兵练兵经验，办事精干老练，故深得杨昌隆的信任，一切事务放心交办，县属中区区长徐频洲，也极力举荐胡仲毓，时任丹江县政府县长袁善廉任命胡仲毓为中区副区长。胡仲毓充分利用其身份地位作掩护，积极开展地下活动，周旋在民团官兵之间，以及城内土豪绅士之中。
为了完全掌握这支民团队伍，胡仲毓经常在兵丁中宣传一些革命道理，说“穷人不要欺压穷人，不要听信反动谣言”、“我们少数民族要齐心、团结，才能够保护自己”等等。他平时办事合理，不克扣粮饷，不歧视兵丁，公平办事，官兵平等，很快得到兵丁的信任。因此，这支民团武装基本得到控制，为充实力量，胡仲毓征得杨昌隆的同意，带上筹款去广西，从宾阳请来一批制造枪弹的工人，在丹江城庙开办了军械厂，制造“中正步枪”和子弹。自有了军械厂以后，县民团装备充足，实力增强，县府对杨昌隆惧怕三分，而杨对胡仲毓更是言听计从。不久，胡仲毓为加强共产党在县民团的活动力量，举荐包东山打入县民团任军需官。
1934年秋，贺龙、关向应率红三军撤出洪湖根据地进入贵州，成立了“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为开辟新的苏区，扩大农村革命武装根据地，便派出交通员秘密找到胡仲毓，指示：迅速建立雷公山地区党领导下的军事组织，壮大力量，策应黔东苏区，必要时向黔东汇合。交通员还给胡仲毓带来一枚木制“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四方印鉴，并按贺、关首长的指示嘱咐说：“待时机成熟，你们就以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张贴公告，建立政权。”胡仲毓接到指示后，与包东山及在凯里地区活动的李光庭、王毅、唐寿南秘密商定：发展壮大党在雷公山地区的队伍，组织和领导各地农民武装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
1934年冬末，胡仲毓闻讯红六军团取道黎平北上，便率民团大部借道榕江往黎平，打算随红六军团长征，当到达榕江西门坡时，受贵州军阀王家烈布防在榕江的一个营阻击，胡仲毓部装备落后，不敌黔军，只得撤回雷山，跟随红六军团长征的愿望没能实现。丹江县县长郭辅相已对胡仲毓的行动早有怀疑，便派暗探跟踪。1936年10月4日，胡仲毓遭敌人暗杀，年仅34岁。
（二）肖次瞻在天柱的革命活动
肖次瞻，贵州思南人，1924年考入由共产党人陈潭秋和革命青年钱介磐（亦石）等人创办的武汉共进中学。在这期间，肖次瞻逐渐萌发了革命思想和振兴民族的志向。1925年他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共进中学停办后，他考取了邮务生，随后参加我党领导的湖北邮务职工总会，并任中华全国邮务总会筹备处常委。为收回被帝国主义把持的邮政管理权，改善邮工生活，他投入了声势浩大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成为工人运动骨干，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党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为寻找党组织，1928年，他来到湘西洪江，1929年，转到贵州天柱中学执教。他以教书为掩护积极开展革命活动，他向学生讲述我国受帝国主义的欺凌的历史，讲述劳苦大众的悲惨处境，启发学生的爱国思想。约半年后，因他在学生中传播革命思想，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又因他没有找到党组织，于1930年返回思南。
（三）王定一、熊铁樵等人在锦屏、天柱的革命活动
王定一，锦屏县人，1922年至1925年在贵州省立师范求学期间，由于受蓬勃发展的大革命形势的影响，1926年南下广州进入毛泽东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1927年，王定一回到锦屏从事教育事业，传播革命思想。1929年8月，他结识了在湖南组织农民斗争失败后、化名舒保罗来到锦屏隐蔽的中共麻阳县特别支部书记孙家信，两人志同道合，秘密进行革命宣传，使当地一些青年走上了革命道路。1931年，王定一、孙家信离开锦屏前往贵阳。王定一考入贵州行政人员训练所，1932年春结业，被委任八寨（今丹寨）县长。他在任职期间，廉洁爱民，实行了一些抑制豪强、发展生产、减轻人民负担的措施，被当地群众称为“王青天”，12月离任时，各界群众为他立了一块德政碑。1933年3月，学生运动再度高涨，王定一从锦屏回到贵阳，结识了进步青年熊铁樵等，在中共贵州省工委书记林青的指导下积极从事革命工作，为抗日救亡活动出力，为此被贵州省国民政府主席王家烈通缉。王定一和熊铁樵转移四川成都，1934年11月，经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负责人批准，俩人一同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4月，由于叛徒出卖，他俩被捕入狱，8月被保释。9月，熊铁樵化名熊余生到天柱中学执教。10月，王定一回到锦屏，随行的还有马质彬。他们密切配合，在锦屏、天柱积极从事党的工作，开展抗日宣传。
王定一通过社会关系，将马质彬安排在锦屏高等小学（后改标准小学）教书。马质彬不拘泥课本，重在用爱国、抗日、进步的思想教育学生。他的学生龙树德，高小毕业后，经过艰难曲折，由锦屏到昆明，最后找到了共产党，加入了革命队伍。后来他在回忆中写到：“在马老师的教导下，我开始了从朦胧中过渡到稍明事理，因为他用爱国、抗日、进步的思想教育我们全班同学，使我在奔向革命的道路上走出了坚定的第一步。”随后王定一、马质彬又在城关开办“平民子弟小学”，在教平民子弟识字的同时，教唱抗日歌曲，传播爱国思想。他俩还组织这两个学校的学生和进步教师排练抗日戏剧、撰写抗日讲稿，下到平略、九寨、瑶光、敦寨、茅坪等地演出、演讲，激发群众的抗日热情。他们在所到之处画出“半夜有人抓壮丁，县太爷抓钱进腰包”的漫画，揭露当局利用抗日大发国难财。为此，他们的宣传活动为当局所不容，马质彬于1937年7月被迫离开锦屏去了上海。
马质彬离开锦屏不久，熊铁樵从天柱来到锦屏，王定一与其商定把活动重点从城镇转入农村。他派进步青年龙云远，到锦屏亮司开办以教育唤起民众、激发青年的爱国热情为宗旨的“平民子弟学校”。为筹集开办经费，龙云远出卖了家中部分田产。学校免费招收贫苦子弟入学。王定一、龙云远自编充满爱国思想的教材，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同时组织学生进行抗日宣传。每逢亮司赶场，学生们到场演出抗日歌曲、抗日戏剧，发表抗日讲演，每当学生唱道“南京杀人几十万，遍地是尸体，哪个见了不伤心……”时，许多围观群众流下了悲愤的眼泪。
1935年3月，经王定一介绍，孙家信从贵阳来到天柱中学教英语。孙家信白天利用课堂对学生灌输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思想，晚上也常与青年们讲共产党团结抗日等主张。孙家信常对学生说，读书是为了救中国，不是为了升官发财。后任贵州省人大副主任的龙贤昭，在锦屏读书时就在福音堂认识了孙家信。孙家信在天柱中学教书期间，曾居住在龙贤昭家里（天柱岩寨），孙家信常常鼓励龙贤昭好好读书，广交朋友，等待时机，将来为共产党工作。
王定一、熊铁樵和孙家信等人的抗日宣传，曾使锦屏、天柱的抗日热情高涨。但是锦屏当局无心抗日，处处限制抗日活动，甚至对亮司平民子弟学校也横加干涉而使学校停办。王定一、熊铁樵于1939年先后转移贵阳，在贵阳等地继续从事党的工作和抗日宣传。皖南事变后，王定一被国民党贵州当局逮捕，在狱中他坚贞不屈，于1941年5月19日在贵阳东山惨遭杀害，年仅36岁。
（四）共产党员、“民先”队员及进步教师在黄平的抗日宣传
“九一八”事变后，黄平县城四屏镇(今新州镇)的各界人士愤怒声讨日寇的侵华罪行，旧州的青年学生还组织了抵制日货的活动，表现出黄平县各族人民强烈的爱国精神。全面抗战开始后，四屏、谷陇、旧州等地再度兴起抗日救亡运动热潮。
1、四屏的抗日活动
四屏的抗日救亡活动是在四屏女子学校的影响下开展起来的。1937年下半年，曾在贵阳参加地下党组织领导的进步活动和抗日活动的进步教师马如昆（女，遵义人）、吴景芳（女，贵阳人）到四屏女校任校长、教导主任。她俩以女校为活动场所，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提倡妇女解放，号召组织学生参加社会活动。她们通过讲授中国受西方列强侵略的历史，教唱抗日歌曲，组织读书小组，传阅进步书刊，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一时间，四屏女校的抗日活动十分活跃，师生员工除积极进行抗日宣传外，还人人动手做鞋献给抗日前方将士。1938年秋冬受四屏女校的影响和带动，黄平掀起抗日热潮，黄平中学、四屏小学的爱国师生积极行动起来，他们组织抗日宣传队到旧州、重安等地宣传抗日，并利用赶场天，在街上教唱抗日歌曲，演出抗日戏剧，向群众进行抗日救国宣传教育，还设立茶果义卖站进行抗日募捐，慰问爱国军人。马如昆自出灯油开办夜校，专门招收贫苦的农民和城郊青少年，夜校由十几人发展到30多人，夜校除讲授文化课以外，还向学生宣传抗日。她们的活动引起了国民党新编二十八师师长刘伯龙的注意。1939年冬，为避免敌人的追捕，吴景芳、马如昆等相继离开黄平。
2、谷陇的抗日活动
谷陇的抗日活动是中共党员王醒华、李长青等组织进行的。1938年夏，王醒华（贵定人）受贵州省教育厅的委派，到省立谷陇加巴小学任校长。谷陇是苗族聚居地区，加巴小学是华侨富商胡文虎、胡文豹兄弟捐款修建的，谷陇及附近地区的苗族子弟均在这个小学就读。王醒华行前向秦天真请示到校后的工作，秦天真介绍其妹、贵州“学联”成员秦天芬（化名姚素珍）随王到校当教员，并要王醒华到凯里与李长青联系。王醒华与李长青联系上后，认为凯里、谷陇、施洞、革一、旁海既是边远地区，又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国民党统治势力较弱，便于隐蔽开展工作，于是聘任李长青为加巴小学教导主任，同年8月，王醒华、李长青、秦天芬等人来到加巴。执教期间，他们以学校为阵地，以教书为掩护，广泛宣传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揭露国民党破坏抗日，坚持反共的罪行，向学生灌输爱国思想、教唱抗日歌曲、组织学生进行抗日宣传活动。同时，还深入农村向群众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动员各族各阶层团结起来为抗日出力。谷陇有许多苗族青年由于受到他们宣传的影响，走上抗日前线。
在抗日宣传中，他们结交了一大批朋友，与苗族群众建立了亲密的关系。苗族青年男女热情欢迎他们到家做客，经常三五成群到校与他倾心交谈，接受教育。他们还开展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与谷陇、旁海、台江、重安等地的开明人士“攀亲拉故”，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如王醒华与旁海清江河保安大队长王朗轩认本家兄弟，王朗轩派一个班的武装保卫王醒华、李长青等人安全，给王醒华等人的革命活动提供了许多方便。由于有较好的群众基础，抗日宣传得以顺利开展。1939年冬，王醒华、李长青等人的革命活动被国民党特务察觉，王醒华等在王朗轩的保护下安全撤离谷陇。
3、旧州的抗日活动
旧州的抗日宣传是由“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员发起并组织进行的。1939年冬，在贵阳读书并参加“民先”的旧州籍学生周开铨、石天录回家度假，与旧州的中、小学进步教师组织抗日救亡宣传队，在旧州和附近的上圹、朗洞、平溪等进行宣传演出。寒假结束，宣传队解散，周开铨、石天录等商定组织读书会，把宣传工作继续下去。周开铨回校学习，石天录辍学在旧州一小教书，负责读书会的工作。同年5月，周开铨回到旧州，石天录上贵阳参加“边远农村工作团”活动。不久镇远党支部发展的“民先”队员田维智从镇远师范毕业到平溪小学教书，并参加了旧州读书会。在周开铨、田维智的领导下，读书会越办越好，会员发展到16名。他们秘密传阅《新华日报》、《大众哲学》和重庆生活书店出版的一些进步读物及俄国作家高尔基等人的名著，交谈学习心得和对时局的认识。田维智、王书田等绘制了百余幅日本侵华罪行的漫画，在旧州城及农村巡回展出，对激发群众的抗日热情收到良好效果。他们的宣传活动，得到地下党员胡鹏和一些进步教师的大力支持，不仅发动了旧州各学校的进步师生积极投入，而且还发动了街道青年参加。各学校师生多次组织抗日戏剧、抗日歌曲公演，动员各阶层团结抗日。但是，爱国青年学生的抗日宣传却受到国民党当局的镇压，1941年夏，田维智、王书田和数名读书会员被捕入狱。同年9月，田维智、王书田被刘伯龙杀害。旧州的抗日运动被国民党顽固派镇压下去。
（五）杨光文、王天行等人在雷山组织游击武装的活动
为了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1947年7月，中共川东特别临时工作委员会根据中共中央在蒋管区农村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派杨光文到雷山开展活动以“组织革命武装，扰乱敌人后方，牵制敌人兵力，配合正面战场”。
杨光文，台江县排羊人，由于父亲长期在外担任公职，与母亲早年寄居在雷山丹江镇外婆家。抗日战争期间，他在贵州大学读书，积极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活动。1944年回到雷山进行抗日宣传，传播革命思想。1945年因参加进步活动被特务盯梢，于是转移到重庆寻找党的组织。1947年，受川东特别临时工作委员的派遣，杨光文回到雷山，被聘为雷山中学教员。不久川东临时工作委员会又派中共党员王天行（四川巴县人）、民盟会员杜青、进步青年李谦、孟庆江到雷山加强革命活动，经杨光文举荐，他们均在雷山中学执教。同年12月，中共黔北工作委员会在重庆成立，张立任书记。杨光文、王天行等人的活动受中共黔北工委领导。
杨光文、王天行等首先在雷山中学传播革命思想，培植革命力量，建立活动据点。他们到校不久，即以雷山设治局（时雷山行政建制为设治局）当局欠发教师两月薪饷为由，组织学生罢课，开展“反饥饿”斗争。全校师生结队向当局请愿，并上街游行，聚众演讲，提出“何时有饭吃？何时复课？”。他们的行动得到社会各界的同情和声援，迫使当局补发了全县中小学教师的薪饷，取得了斗争的胜利。当时雷山中学的学生会被特务分子把持，他们压制民主，对学生进行思想控制，并胁迫学生签名集体参加“三青团”。杨光文、王天行等发动学生拒绝签名，挫败了特务把学生拉入反动组织的企图。继后学生会改选，杨光文、王天行等又发动学生将进步学生选为学生会主席，从而使学生会掌握在进步力量手里。雷山中学罗某无理辞退进步教师多名，又调戏女学生，杨光文、王天行便通过学生会组织学生声讨，将罗某逐出学校。代理校长王某思想反动，是开展革命活动的障碍，杨光文发动进步教师与其斗争，并利用国民党雷山当局的内部矛盾，争取到雷山副参议长、国民党雷山党部书记石开的支持，迫使王某弃职而去。经地方官绅的推荐，杨光文被委任雷山中学校长后，他解聘了思想反动的教导主任和教师，聘任了一批思想进步的教员，从而使党的活动在雷山中学站稳了脚跟，并把这所学校变成了宣传革命的场所。
其间，杨光文、王天行等除在学生中秘密培植革命活动的骨干分子外，还通过学生会组织学生在课余时间阅读进步书刊，举办演讲会、故事会和文艺晚会，传播革命思想。由学生排练、向社会公演的《苦命的苗家》、《有礼和有理》、《山那边哟好阳光》等歌舞、话剧，揭露了社会的黑暗，宣传了解放区的生活，激发了人们向往新生活的热情。雷山中学学生会主办的油印小报《新观察》，刊登了一些抨击时政的文章发到雷山各学校，产生了较好的影响。
杨光文、王天行等在进行革命宣传的同时，积极开展武装斗争的有关工作。他们深入农村访贫问苦，了解社会情况，观察熟悉地形，发动贫苦群众起来反对贪官污吏的压迫剥削。他们派人到雷山西江的开觉、龙塘和凯里辖区的乌高、脚高，台江辖区内的排羊等地联络民间武装。他们在校内挑选经过革命教育思想觉悟较高的学生和教师，进行重点培养，为开展武装游击活动准备骨干。
杨光文、王天行还利用当局内部的矛盾，开展统战工作，争取团结其中的一些人，为开展武装斗争服务。设治局局长独吞防空哨款，雷山副参议长、国民党雷山党部书记石开因没有捞到油水而对其不满，请杨光文代写文章揭发。杨光文欣然命笔，写成后发表在《贵州民意》上，石开从此对杨光文更加亲近。杨光文便与他商谈组织武装问题，石开表示只要起事他也可以“拉出一两千人”。不久，石开在参议会上的讲话被当政者讽刺为不伦不类，他十分气愤，向杨光文表示要拉起队伍与其大干一场，杨光文要他加紧联络各地武装。
经过半年多的发动、准备，开展武装斗争的条件基本具备，杨光文、王天行等决定1948年秋季举行武装暴动。他们写信给中共黔北工委，请求派人前来加强领导，信中说“雷山烤菸长势很好，菸叶即将成熟，速汇钱来收购。”黔北工委接信后，即派张人信前往雷山。由于叛徒出卖，张人信不幸在贵阳被捕，杨光文等也随之暴露。1948年3月，国民党贵州省主席杨森电令雷山设治局局长郭宝昌：将“杨光文、李谦、杜青三名密捕解省”。3月11日杨光文等三人被捕。王天行、孟庆江随即转移贵阳，并将此情况报告黔北工委：“烤菸蚀本，不要汇钱”。因送信人被捕叛变，3月22日王天行、孟庆江被捕，不久杜青亦被捕。杨光文被押解贵阳后，经其父花巨款保释出狱。出狱后，他百折不挠，继续进行革命活动，1949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6月，受组织派遣前往威宁组织武装斗争途中再次被捕。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向贵州进军，国民党贵州反动派当局惊慌失措，疯狂屠杀在押革命志士，10月6日，杨光文被国民党秘密杀害，年仅26岁。11月11日、王天行也慷慨就义，年仅24岁。
（六）中共广西融县工委在从江宰便的活动
从江县的宰便地区与广西融县接壤，中共融县工委在进行革命斗争时将这里纳入活动范围。
1944年春，中共融县特别支部建立（其前身为桂黔特别支部）。不久日军侵占融县，特别支部计划在宰便组织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斗争，曾派副书记莫矜到宰便了解有钱、有粮、有枪、有声望、而又与国民党有杀父、杀兄、杀弟之仇的开明士绅莫御的情况。
1947年，人民解放战争由防御转入进攻，中共华南分局发出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指示，莫矜再赴宰便争取莫御。他向莫御介绍解放战场的发展形势，揭露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罪行，指出国民党失败和共产党胜利的潮流已经不可逆转，希望他把家仇国恨统一起来，响应中国共产党关于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号召，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莫御思想觉悟有了提高，同意莫矜派人到宰便开展活动。8月，融县特别支部派朱世祺（化名朱张羽）、陶保恒到宰便开展群众工作，了解宰便的有关情况，并继续争取莫御。朱世祺和陶保恒到宰便后，莫御安排朱世祺在宰便中心小学教书，陶保恒在乡公所当文书。他们以教书、文书身份作掩护，发动群众，开展反“三征”(征兵、征粮、征款)等活动。1947年秋，陶保恒因病返回融县治疗，朱世祺亦返回汇报宰便的工作情况。
1948年春，中共融县工委成立，再次派文纵随朱世祺再往宰便，继续对莫御进行革命教育，使莫御的思想大有提高，他说：“共产党要胜利，国民党要失去天下，但我难找到一个‘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人啊”。根据莫御的思想觉悟和这一要求，同年5月，融县工委派有开展武装斗争经验的韦天强随朱世祺前往宰便，争取莫御的武装和建立党的组织。两人在途中不幸被敌杀害。韦、朱两人牺牲后，国民党广西三防区杆洞乡长带兵到宰便，要莫御交出另一共党分子，莫御以“我们这里没有共产党”的强硬态度将其顶回，保护了文纵。8月，文纵回融县向工委汇报了在宰便活动情况，9月，文纵与工委增派的谢伟俊（化名谢文澜）返回宰便，任务是着重做好莫御及其武装的教育争取工作。11月，在月亮山组织农民暴动的徐惠民、邝先知为争取莫御的支持，写信给莫御，请他派人进山商量暴动之事。莫御派文纵前往。文纵参与协商后，即回融县将此事向工委作了汇报。后由于计划泄密，遭到贵州保警大队的围剿，暴动失败。国民党从江当局由此觉察到宰便有共产党员在活动，1949年春，便派保安大队长蒋必先带人到宰便清查，莫御巧作周旋，又将文纵、谢伟俊保护下来。
为了笼络莫御，贵州省当局任命他为荔（波）、从（江）、榕（江）三县联防办事处主任。文纵要莫御利用这一合法身份组织农民进行抗丁、抗粮、抗款活动。这时，嘉卢乡(现加榜乡)不少农民缺粮断炊，嘉卢乡有一粮仓储粮10余万斤，当局正准备将这些粮食运走。为解决农民的燃眉之急，又不使这粮食被反动派用于打内战，文纵与莫御决定开仓放粮。莫御调走卢加乡的自卫队，让附近农民打开粮仓，将粮食全部取走。国民党得知后，派一个保安队来处理此事。莫御采取推卸责任的办法，使之不了了之。
1949年6月至8月，文纵、谢伟俊先后回融县参加武装斗争，融县工委在宰便的活动停止。融县工委虽然未在宰便建立革命武装和党的组织，但争取团结了莫御。1949年11月，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一部进军广西途经宰便时，莫御率部欢迎，并积极筹集粮草，支援大军过境。
（七）共产党员、进步人士保护旧州迎接解放
解放前夕，黄平旧州中学是一所私立学校，以传授知识、培育人才为宗旨，聘请教师大多不问政治，这为中共地下党员到此隐蔽提供了场所。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即有共产党员徐健夫、胡鹏等在这里执教，借以隐蔽。1945年7月，第二次国内革命时期入党、在隐蔽期间曾任贵阳绥靖区上校秘书主任的招伯恩受聘到旧州中学任校长，接着共产党员许向荣（山东人）、郎德服（贵州人）等先后来到这里隐蔽。他们虽然都是中共党员，但彼此严守党的纪律，都没有“亮底”。他们相互默契，互相支持，利用许可的条件共同为党工作。当时《国文》课本内容反动，他们暗中不用，以讲鲁迅等人的文章、诗词替代，传播革命思想。他们辅导学生创办《北斗》墙报和《星火》刊物，歌颂工农群众，鞭挞统治阶级的腐化生活，从侧面揭露社会的黑暗。招伯恩公开宣布学校是敬德修业的场所，不容许三青团到校活动。他还依照果戈里写《钦差大臣》的笔法编了剧本《县长室中》，与学生同台演出，揭露官场的腐败。1947年7月，招伯恩、郎德服离开旧州中学。同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逝世十一周年，许向荣暗中支持学生举办纪念专刊，被旧州区长进校追查，不久被迫离校。上述共产党员在旧州中学的民主活动，传播了革命思想，提高了学生和一些教师的思想觉悟，为张毓厚等人在旧州开展迎接解放的活动打下了基础。
张毓厚，安徽人，1938年加入“民先”，曾在周恩来、郭沫若同志领导的“抗日演剧队”当演员、任编导。1947年后，在湘西从事地下革命活动，1949年2月，张毓厚受聘到旧州中学任校长，他从湘西聘来在当地进行地下活动的王希曾、曹世诚、冯熙（又名冯静宜）等到旧州中学作教员，共同开展迎接解放的工作。张毓厚等认真办学治校，深得当地开明绅士、校董事长吴少锋等的赞扬，这为他们立足旧州中学，开展活动提供了有利的社会条件。由于得到吴少锋等人的支持，张毓厚以三青团破坏学校教学秩序为由，取消了该反动组织在旧州中学的活动，并停止上国民党当局统编的内容反动的《公民》课。张毓厚采取多种形式，在学生中传播革命思想。王希曾、曹世诚在英语教学中，用英文版斯大林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一些章节作教材。冯熙等利用音乐课教唱革命歌曲。他们还将进步书刊给一些师生秘密传阅，对其进行革命教育，培养了十余名骨干分子。
张毓厚、王希曾还多方接触上层人士，深入群众作调查，很快掌握了上层人士的政治倾向和旧州社会情况。
1949年9月，人民解放军向西南进军，贵州解放在即，张毓厚等领导旧州中学进步师生和联络各界群众、人士，大力进行护校、保城、迎接解放的活动。他们从旧州天主教堂的外文报纸上，得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文章后，连夜翻译油印成传单，四处张贴、散发，使党的政策很快传遍旧州全城，群众振奋，人心安定。吴少锋、常和笙是旧州有声望的上层人士，其动向可以影响群众。张毓厚向他俩宣传、解释党的政策，使其安心留在旧州，从而保持了社会的稳定。为保持社会的稳定，他们还拒绝了黄平当局要旧州中学师生疏散到朱家山的决定，成立了20余名进步学生组成的护校队。旧州是国民党驻兵之地，这里有弹药库、汽油库和粮仓。11月上旬，人民解放军入黔，国民党四十九军败退，驻守旧州的四十九军二二八师撤离旧州时，留下一个连负责烧毁弹药库、汽油库和粮库。如果弹药库、油库被烧，整个旧州遭到的破坏不堪设想。张毓厚请吴少锋、常和笙出面阻止此事。常和笙与留守连长谈判，诱之以金钱（给200块大洋）胁之以动用地方武装干预，使这位连长放弃了破坏行动，弹药库的五千多发炮弹、一万多箱子弹和汽油库的三百多桶汽油得以保存，旧州避免了毁灭之灾。国民党军队逃跑后，由常和笙出面组织了百来人的护卫队，负责社会治安和保护弹药库、油库和粮库。11月9日张毓厚派王希曾等到施秉迎接解放军，12月，在震耳的锣鼓、鞭炮声中，旧州获得解放。
（八）党的地下工作人员在镇远组织的抗兵抗粮斗争
1947年秋，中国人民解放军由内线防御作战向外线进攻，国民党军在各地派款，广大人民群众苦不堪言。蒋管区的党组织按照党中央关于发动群众开展“为生存而斗争”的指示精神，发动组织了抗兵、抗粮和反苛捐杂税的斗争。这场斗争发展到了黔东南，其中以党的地下工作人员在镇远组织领导的抗兵抗粮活动声势最大。为发动群众，争取中间势力，扰乱敌人，党的地下工作者于1948年元月22日，在镇远头牌大河关码头贴出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华中政治部”名义写的《告同胞书》和以“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部华中特党部”名义写的《口号》（共10条），揭露国民党政府“不为人民谋一点利益”，不能容纳“各党各派”，“垄断金融”、造成物价暴涨等罪行，号召人们行动起来，“打倒独裁，铲除贪官污吏”，“反对内战，反对征兵纳粮”，“为生活斗争，为独立自主而斗争”。《告同胞书》和《口号》像一柄锋利的匕首投向敌人，使国民党镇远当局大为震惊。它吹响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战斗号角，广大群众积极响应，抗兵抗粮和反苛捐杂税的斗争在镇远农村迅速兴起，尤其以涌溪、竹坪、羊坪的反征兵活动给国民党政府的打击为重。为此，镇远当局派兵进行镇压，抓捕了唐东林、蒋三元等许多群众，此伏彼起的抗兵抗粮斗争一直延续到镇远解放。
在镇远活动的地下工作人员，均来自不同地方的中共党组织，其中知名的还有湘西党组织派遣的张儒楷等。张儒楷（原名张振），湖南凤凰县人，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早期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春，湖南地下党为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贵州，派遣大批地下工作者进入贵州了解情况，开展地下工作。张儒楷等奉命进入贵州后开始在岑巩中学立足，以教书为掩护，从事党的工作。同年夏，他化名张以龙在镇远都坪活动，接着又到三穗、施秉、台江等县农村活动，不幸被捕，解放前夕被敌人杀害于黄桑雷家寨。
中国共产党人从1929年在黔东南开展革命活动以来，他们在严酷的斗争环境里，百折不挠地领导、团结各族人民和各界人士进行了反封建斗争、抗日救亡活动和反对国民党的敌后斗争，广泛地宣传革命真理，培育革命力量，传播抗日救亡思想，组织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民主活动和抗兵抗粮等革命斗争，为黔东南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在黔东南现代革命史上谱写了不朽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