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　保家卫国——写在抗美援朝70周年之际

　　◎ 张利敏
 

　　今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

　　70年前，正当全国人民集中力量争取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的时候，新中国的国家安全受到严重的外来威胁。为了保卫国家安全，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在毛泽东主席的直接领导和指挥下，中国人民取得了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回顾这段难忘的历史，对于传承和弘扬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对于尊崇军人职业，崇尚、捍卫、学习和关爱英雄，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一、抗美援朝的历史背景及经过

　　朝鲜是中国唇齿相依的邻邦。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军和苏军在朝鲜半岛以北纬38度为界（通称三八线），在南北两边分别接受日军投降。从此，在美苏的操纵下，一个完整的朝鲜被一分为二。1948年8月15日，朝鲜南方受美国政府扶持的李承晚集团上台，成立大韩民国政府。与之针锋相对，朝鲜北方也于9月9日成立以金日成为首相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南北朝鲜正式分裂。

　　1950年6月25日凌晨，朝鲜南北双方围绕国家统一问题爆发了全面内战。美国随即派兵进行武装干涉，同时命令其海军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阻止对台湾地区的任何进攻”[1]，公然干涉中国内政，阻扰中国的统一大业，并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组成以美国军队为主，英、法等15个国家有少量部队参加的“联合国军”，悍然开入朝鲜半岛作战。9月中旬，大批美军在西海岸仁川登陆，截断朝鲜人民军南进部队的后路。9月28日，美军占领汉城；30日，美军全线进入三八线，并无视中国政府的严正警告，继续向朝中边境推进。

　　10月1日和3日,朝鲜政府和金日成首相写信和发电报,两次请求中国政府出兵支援。这对新中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当时，我国经济恢复刚刚开始，物资极度匮乏，财政状况甚为困难，新区土地改革尚未进行，西南地区匪患严重，人民政权还没有完全巩固，人民军队武器装备落后，海军和空军尚处于初创阶段，而美国则是世界上经济实力最雄厚、军事力量最强大的国家。1950年，美国工农业总产值2800亿美元，中国仅有100亿美元；美国钢产量8785万吨，而中国只有61万吨。在军事装备方面，美国拥有包括原子弹在内的大量先进武器和现代化的后勤保障，并具有最强的军工生产能力，而我军基本还处于“小米加步枪”的水平[2]。在双方力量如此悬殊的情况下，如果中国出兵朝鲜参战，能打赢吗？会不会“引火烧身”“惹祸上门”，使经济建设难以进行？决策异常艰难。

　　10月上旬，在毛泽东主持下，中共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多次召开会议，讨论研究是否出兵援助朝鲜问题，有的认为应该出兵，有的反对。彭德怀在发言中说道：“出兵朝鲜是必要的，打烂了，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如果美军摆在鸭绿江岸和台湾，他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3]毛泽东听了彭德怀的发言，十分赞赏，他指出：“不错，美国的大炮是比我们多，但历史不是大炮写的……总之一句话，当今世界，任何人想随意欺压、宰割别人，都是不允许的！”[4]在认真分析出兵的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以后，毛泽东对中国出兵参战的前景做了充分考虑，他指出：必须从战略上做好两种准备：第一，既然是出兵到朝鲜和美国人作战，就力求“在朝鲜境内歼灭和驱逐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侵略军”；第二，既然中美两军将在朝鲜境内交战，“就要准备美国宣布和中国进入战争状态，就要准备美国至少可能使用其空军轰炸中国许多大城市及工业基地，使用其海军攻击沿海地带。”[5]毛泽东还对最不利的情况作了估计。

　　10月4日和5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经过再三讨论、权衡利弊，最后“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得出了“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的结论，作出派遣志愿军入朝作战、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定。

　　10月6日，周恩来主持召开党政军高级干部会议，商议部署志愿军入朝作战事宜。为了贯彻党中央的决策，他强调指出：“现在不是我们要不要打的问题，而是敌人逼着我们非打不可;现在不是考虑出不出兵的问题，而是考虑出兵以后如何去争取胜利的问题”。[6]

　　10月8日，也就是在美军越过三八线的第二天，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发布命令，将东北边防军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任命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待命出动。

　　关于志愿军何人挂帅出征？起初，毛泽东想到“常胜将军粟裕”，粟裕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但久病不愈；第二个人选是“身经百战的林彪”，但林彪以神经衰弱为由婉言回绝（林彪对出兵朝鲜持消极态度，在他看来，出兵朝鲜胜败难料，很有可能会使英名毁于一旦）；接下来便是“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性格刚烈耿直的彭德怀爽快答应、欣然接受。

　　10月18日晚，毛泽东向志愿军下达入朝作战命令。19日黄昏，彭德怀率志愿军所辖13兵团所属38、39、40、42军，以及边防炮兵司令部所属炮兵1、2、8师，在夜幕的掩护下，秘密进入朝鲜战场。

　　10月25日，志愿军同长驱直入的“联合国军”遭遇，打响了入朝作战的第一次战役。“联合国军”遭到了出其不意的打击，因为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中国会出兵朝鲜。11月5日，第一次战役结束，志愿军共歼敌1.5万余人，并且“像赶鸭子一样”将敌军从鸭绿江边一直赶到清川江以南，粉碎了“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吹嘘的“在11月23日感恩节前结束朝鲜战争”的计划,初步奠定了朝鲜战局，使志愿军在朝鲜站住了脚跟，为以后作战创造了有利条件。一年后，中国人民将10月25日定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纪念日。

　　“在感恩节前结束战争”的计划破产以后，“联合国军”又发起“12月25日圣诞节前结束战争”的总攻势。这次，麦克阿瑟亲临前线作战略部署，在他看来，中国出兵不过是为了保卫边防安全，不敢也没有实力与美国较量。毛泽东、彭德怀利用美方恃强骄傲的心理，采取“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的方针，于11月下旬发起第二次战役。至12月24日第二次战役结束时，中朝军队共歼敌3.6万余人，收复了平壤及三八线以北除襄阳以外所有地区，迫使“联合国军”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

　　在遭到两次沉重打击以后，“联合国军”营垒内部意见分歧，士气低落，多数将领主张在三八线停下来，通过谈判结束战争，美国高层决策者只好同意。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指出：我军必须越过三八线，“如果三八线以北即停止，将给政治上以很大的不利”。据此，1950年12月底至1951年1月上旬，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发起第三次战役，一举突破敌人在三八线的设防，将战线向南推进80至100公里，迫使“联合国军”后撤至北纬37度线附近地区。第三次战役歼敌1.9万余人。

　　1951年1月下旬，“联合国军”集结23万余人，在200公里宽的战线上发起全线反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共同进行第四次战役。至4月下旬，终于制止了敌人的疯狂进攻，将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第四次战役共歼敌7.8万余人，其中志愿军歼敌5.3万余人，自身伤亡4.2万余人。

　　为了夺取战争主动权，中朝军队于4月下旬又发起第五次战役。这是抗美援朝期间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交战双方兵力都在百万左右。经过连续50天的激烈战斗，中朝军队最终取得了战役的胜利。这次战役共歼敌8.2万余人，其中志愿军歼敌6.7万余人，自身减员为7.5万余人。

　　从1950年10月至1951年6月，五次战役共歼敌23万余人，并将“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打回到了三八线，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地区。

　　1951年7月10日，双方开始进行停战谈判。但是，中间谈谈打打、打打谈谈,直到1953年7月27日双方才在停战协议上签字，其主要原因：美方拒绝朝中提出的把三八线作为军事分界线的建议，要求将分界线划至朝中军队的后方，以作为美方对海军、空军优势的“补偿”，再就是双方在交换战俘方面存在严重分歧。当美方的无理要求遭到拒绝以后，就企图用武力施压，叫嚣着用炸弹、大炮和机关枪去辩论。对此，毛泽东发出了中国人民的最强音：“(他们)要打多久，(我们)就打多久，一直打到完全胜利!”[7]

　　美方在谈判桌上得不到的东西，在战场上同样得不到。在遭到一次又一次的挫折和失败以后，美国不得不于1953年7月27日在板门店签署了《朝鲜停战协议》。板门店位于朝鲜半岛中西部、北纬38度线以南5公里处，史称“停战村”，它是朝鲜战争和朝鲜半岛分裂的见证，也是当今朝鲜、韩国最为敏感的前沿阵地。时任“联合国军”总司令的克拉克，他在后来的回忆录中沮丧地写道：“我获得了一个不值得羡慕的名声：我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议上签字的美国司令官。”[8]朝鲜战争是美国建国200年中的第一次战败。

　　在长达三年零一个月的朝鲜战争中，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共毙、伤、俘敌109万余人，其中美军39万余人。志愿军在两年零九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中，共毙、伤、俘敌71万余人，自身作战减员36万余人。美国开支战费400亿美元，消耗作战物资7300余万吨。中国开支战费62.5亿元人民币，消耗作战物资560余万吨。[9]双方投入战场上的兵力，最多时达300多万，其兵力密度、火力密度在世界战争史上都是空前的。其中，最残酷、也最著名的战斗，发生在1952年10月的上甘岭，敌人先后投入6万多兵力，向处于战略要冲的上甘岭发起猛烈进攻，共投下5000多枚炸弹和190万发炮弹，致使山头被削低两米多，全岭成为一片冒烟的焦土。然而，被迫转入坑道的志愿军第15军第45师135团7连，依托坑道工事硬硬坚持了半月之久，最终配合大部队发起反攻，取得了上甘岭战役的决定胜利。特级英雄黄继光以胸膛堵枪眼的壮举，就发生在这次战役中。

　　中国当代作家魏巍到朝鲜战场实地采访时，被志愿军的爱国情怀和英雄壮举深深地感动，他在报告文学《谁是最可爱的人》中这样写道：“他们的品质是那样的纯洁和高尚，他们的意志是那样的坚韧和刚强，他们的气质是那样的淳朴和谦逊，他们的胸怀是那样的美丽和宽广”，称赞志愿军是新中国“最可爱的人”。这篇报告文学刊登在1951年4月11日的《人民日报》上。从此，中国人民志愿军(解放军)被祖国人民亲切地誉为“最可爱的人”。

　　二、黔东南的抗美援朝运动

　　在中国人民志愿军打响入朝作战第一仗的次日，中共中央在国内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抗美援朝运动。黔东南各族人民积极响应号召，努力为抗美援朝做贡献。

　　1.订立爱国公约。这是把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引向深入和经常化的重要措施。通过订立和执行爱国公约，进一步提高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把已经发动起来的反帝爱国热情贯注到拥护人民政府、巩固国防、完成土地改革，防止反革命活动，发展工农业生产，学习政治文化，以及其它各项工作中去，以促进社会政治安定和经济发展。各机关、团体、阶层和人民群众订立爱国公约的内容，主要包括政治、生产、学习三个方面，并根据具体情况，各自有所侧重。

　　2.积极捐款捐物。社会各界和各族人民群众怀着一颗爱国赤诚之心，积极捐款捐物支援前线。三年间，黔东南共捐款53亿元（旧版人民币，下同），其中：镇远专区12个县（包括余庆县）捐款44亿元，时属都匀专区的麻江、丹寨、黎平、从江、榕江5县捐款9亿元。解放初期，广大农村还相当贫困，但群众捐款捐物支援抗美援朝的热情却很高，他们把卖鸡鸭、卖蛋、卖柴草等积攒的钱拿出来捐献，自己却舍不得花。例如，黄平县罗朗乡妇女委员王大妈拿着卖柴草的6万元，兴冲冲地到县分会要求捐献，收款的同志见她赤着双脚、衣着破旧，便不忍心收下，劝说她用这点钱去买件衣服或买双鞋穿。“我家的几条命都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救出来的，志愿军为我们穷人在前方打仗，我一定要表点心意”，她说话时很激动。收款的同志见她执意要捐，只好将款收下。三穗县款场乡龙脚村村民周家富，一人捐了3头大肥猪。有的少数民族妇女，把祖传的银首饰拿来捐献，工作人员再三劝说无效，也只得收下。在城镇，机关干部精打细算、节省开支，部队官兵节约伙食费，城镇居民节衣缩食，手工业者努力生产，就连“青灯古佛伴终生”的尼姑，也都将自制的布鞋、鞋垫拿来捐献，以实际行动支援抗美援朝。镇远工商业者舒万龄，商号“舒祥泰”，长年经营一家酱菜厂，其酱醋品质，上冠贵阳，下誉湖南，诚信经营，生意兴隆，他捐献了1.4万块大洋，可购买一架战斗机,成为贵州省最典型的捐献户和民主爱国人士。舒万龄历任黔东南州工商联副主席、州政协副主席，贵州省工商联副主席、省政协常委等职，1984年去世。

　　3.开展劳动竞赛。增产多收，发展经济，是抗美援朝运动的重要内容。从1951年下半年起，城乡各行各业广泛开展了爱国劳动竞赛，生产热情持续高涨。1951年，黔东南农村开垦耕地3.44万亩，新修水利沟渠近2千条，多种水稻2万亩，增产粮食1.7万吨，多养牛1.5万余头，多养猪3.4万余头。1952年，粮食比1951年增长7%，耕牛增长5%，猪增长9.7%。1953年，农业再上新台阶，粮食、耕牛、生猪分别比1952年增长7.4%、5%、7.3%。在工业上，企业千方百计增产节约，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1951年工业总产值比1950年增加225万元（现行币值，下同），1952年又比1951年增长63%，1953年再比1952年增长38%。林业地位举足轻重。国营商业、供销合作社和私营工商户，积极做好物资交流，活跃城乡市场。

　　4.喜交爱国公粮。为了支援抗美援朝和国家建设，黔东南地区出现了踊跃交纳爱国公粮的热潮。交公粮时，农户很早就起床上路，集中去交公粮，粮担的谷子上，有的还插上小红旗，上面写着“吃水不忘挖井人、翻身不忘共产党”“抗美援朝、保家卫国”“饮水思源、喜上公粮”，以表达翻身农民爱党爱国爱家乡之情，正如一首山歌中所唱道的：“鸡叫头遍忙起身，家家喜交爱国粮。前方战士打胜仗，抗美援朝保家乡”。凯里二村潘正清当年收入达不到起征点，按理说可以不交公粮，但他说：“上粮（交公粮）支援国家，这是一件光荣的事情，不积极上粮怎么对得起共产党，怎么对得起毛主席”，硬是争着将50斤干谷子交给国家。从1950年至1953年的四年中，黔东南地区年年完成和超额完成上交公粮任务，受到了上级的表扬和肯定。

　　5.踊跃报名参军参战。1951年，镇远专区报名参军人数达2.3万余人，时属独山专区的麻江、丹寨、黎、从、榕等五县也有数千人报名参军，经过严格挑选，他们中有7300余人光荣入伍。1952年再次掀起报名参军热潮。各地涌现出许多父母送儿子、妻子送丈夫、姐妹送兄弟、姑娘送情郎、兄弟争相参军，以及基层干部和民兵积极带头参军的动人事迹。抗美援朝战争期间，黔东南地区共有1.8万余人参加了志愿军和解放军，其中半数以上走上了朝鲜战场，数百名黔东南籍青年长眠在朝鲜的土地上。

　　6.广泛开展拥军优属。每逢重大节日，当地人民政府除了对军烈属进行走访慰问以外，农村实行代耕制度，对缺乏劳动力的烈军属，视其劳力和田土情况，由本村群众帮助实行包耕、代耕或助耕。在城镇，优先安排烈军属从事工副业生产，通过办合作社，引到他们从事加工面条、豆腐、粉丝、养猪、开面（粉）馆等，以增加收入。对生活困难的烈军属，当地人民政府拨出专款进行救济。在学校，组织学生向前线战士写慰问信、寄慰问品等，鼓励他们英勇杀敌立功，为家乡人民争光。仅从1951年11月中旬至1952年3月中旬的四个月时间里，镇远专区就筹集到慰问军烈属款360万元，慰问志愿军款1341万元，写慰问信2174封，发慰问电8则，赠送锦旗36面。

　　总之，抗美援朝运动是一场伟大的爱国主义宣传教育运动，通过这场运动的开展，极大地增强了各族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有力地推动了“五大任务”、土改、镇反和其它各项工作的胜利完成，有力地促进了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并为随之而来的社会主义改造和“一五”计划的实施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三、抗美援朝的历史经验和启示

　　70年过去了，当年朝鲜战场上的厮杀呐喊早已化作歌舞升平，炮火硝烟也早已融于炫目霓虹，但历史的经验弥足珍贵，至少有以下几点经验和启示：

　　1.抗美援朝的胜利，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威信。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严峻考验，党中央权衡利弊得失，作出了经得起历史考验的战略决策，表现出了应对和驾驭复杂局面的非凡能力。实践证明，抗美援朝之战，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立威之战，是确立大国地位的尊严之战，是中华民族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奠基之战。

　　2.抗美援朝的胜利，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包括美苏在内的世界各国，都感到必须重新估计中国在亚洲和国际事务中的分量,美帝国主义从此不敢轻易地欺辱和侵犯中国，西方国家也纷纷开始与新中国建交，正如总司令彭德怀所言：“它雄辩地证明：西方列强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以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10]

　　3.抗美援朝的胜利，极大地增强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振奋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使曾经亲美、崇美、恐美、对美帝国主义抱着幻想的那部分人受到了深刻教育，他们从此也觉悟起来。中国人民鼓舞起了革命热情和生产积极性，争取抗美援朝战争胜利成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推动各项社会改革的巨大动力。

　　4.抗美援朝的胜利，表明在过去长期革命战争中形成的以弱胜强的人民战争思想，仍然适用于现代战争。通过这场战争，不仅锻炼出了我军一大批适应现代战争需要的军事人才，而且人民军队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人民军队由过去的单一兵种作战过渡到现代多军兵种作战。

　　5.抗美援朝的胜利，使新中国赢得了一个和平安定的内外环境。我国的重工业基地几乎都在东北，朝鲜战争爆发后，假如中国不出兵，一旦美军屯兵鸭绿江边，给东北和新中国造成的压力是无法估量的。抗美援朝，不仅保证了我国东北边境的安全，保证了国家“一五”计划的顺利进行，而且保证了中国至少20年的和平建设环境。

　　注释：

　　[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上册第67页

　　[2]《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上册第71页 、

　　[3]CCTV4《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谨以此片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

　　[4]CCTV4《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谨以此片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

　　[5]《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上册第72页

　　[6]《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上册第73页

　　[7]CCTV4《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谨以此片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

　　[8]CCTV4《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谨以此片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

　　[9]《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上册第86页

　　[10]《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上册第88页

　　（作者系中共黔东南州委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