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红军长征的地方工作

　　                                                                          ◎ 张中俞
 

　　红军的地方工作，主要是指军队指战员做的群众工作。其工作对象相同（民众或敌方军人），任务亦有相同处（为部队行战、建设服务），它却又不完全等同于地方人员做的群众工作。毋庸置疑，军队的地方工作不可或缺！本文试就中央红军长征的地方工作，作挂一漏万的记述，错讹之处亦难免，敬请各位多赐教。

　　一、红军的群众工作

　　群众路线是毛泽东思想灵魂之一。1935年，毛泽东说：“没有群众与我们一致，则隐蔽主力、搬运伤兵、供给粮食，都不可能做的这样好。”1935年，陈云在莫斯科说：“正是由于我们密切联系群众，所以我们才得到了他们的支持，……党、团、工会及群众组织，都派优秀地方干部在红军经过的地方做群众工作。”

　　在万难在前、险象环生的长征中，打胜仗是红军的当然要务，可为什么还要做好群众工作呢？这是由人民军队的性质和任务决定的。1929年底，古田会议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但后来“左”倾中央领导人却命令将红军的三大任务仅强调单一的作战，看似加强实则削弱了作战。所幸长征转兵贵州后，又逐步恢复了红军的三大任务。

　　二、红军的地方工作

　　红军历来重视地方工作，长征中亦然。1934年12月21日，红军总政治部（以下简称总政）提出“加紧地方工作，争取居民群众”等口号。

　　黎平整编将总政编入军委纵队，下辖有地方工作部等部门。长征初，潘汉年任总政宣传部部长兼地方工作部部长；黎平整编后，中央组织局主任李维汉兼任地方工作部部长，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团中央书记凯丰任副部长。1935年2月下旬，陈云曾短暂地兼任过此职。不久，李维汉再次兼任此职。

　　长征地方工作与苏区群众工作有所不同，使擅做苏区群众工作的地方工作部与中央工作团同志，不善做白区群众工作。据1934年11月11日的《红星》载：“红军中地方工作部与中央工作团的工作，还没有很好的建立起来。……各级政治部与政治处对于地方工作团与地方工作小组的领导必须大大的加强起来，……”

　　三、加强长征的地方工作

　　一是加强地方工作部（军团、师政治部辖）、地方工作科（团政治处辖）、地方工作组（连辖）工作，由地方工作人员积极工作以争取支持。1934年10月9日，总政要求：“健全军团和师政治部的地方工作部门的组织与工作，……必须把居民工作真正的开展成为连队的群众运动，使每个连队的地方工作干事与‘地方工作组’能积极的进行居民工作，……”据《红星》报第7期载：“‘红星’在黎平时，曾召集一个群众大会，……这次群众大会，有两点值得我们效法的：一、事先派出了地方工作人员，特别是动员了各连队的地方工作组，分头向群众作个别的宣传，并于开会时负责带他们到会场，所以到会群众甚为踊跃。”1935年1月14日，《总政治部关于地方工作的指示信》（后简称《指示信》）要求：“为了加强地方工作的领导，必须加强军团、师团、连的地方工作部门（部、科、组）的领导。”4月6日，总政要求：“连队中除建立党支部、列宁青年组、政治战士外，只建立十人团与地方工作组，……宣传队工作合并于地方工作组，……”

　　据罗明回忆：“地方工作部所做的工作约有下列方面：一、督促和帮助部队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二、对群众宣传中央红军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反对军阀对人民的压迫剥削，帮助人民翻身解放的道理；三、没收豪绅、地主的财物、粮食和盐巴，分配给工人、农民及其他贫苦群众；四、红军队伍行军经过田埂小路有时踏坏禾苗，我们立即用光洋补偿农民的损失，农民极为高兴并表示感谢，当地农民帮助红军带路和送情报，我们给予表扬和送光洋作酬劳；五、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对各民族平等相待，互助团结，尊重当地苗族等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不住兄弟民族人民的房屋，即使下大雪也在户外空地搭棚宿营；六、当地农民自愿当红军，我们表示热烈欢迎，并帮助其家属安排生活等；七、救济被军阀豪绅地主迫害的难民；八、安置重伤员到工农群众家里掩护疗养等等。”

　　二是中央红军各军团成立由中央派来的人员组成、由军团政治部领导的地方工作团，协助军团地方工作部做群众工作。其成员在大部队出发前，就得与先头部队战友早出发，负责做沿途的群众发动等工作；部队驻扎休息时，他们也不能马上休息，得联系、宣传、动员、组织当地群众支援红军，了解民情、敌情等。1934年10月9日，总政要求：“……加强对中央派来的地方工作团的领导与教育。”29日，总政指出：“各级政治机关不但要加强中央工作团与地方工作部（科）的领导与组织，特别要……健全连队中地方工作组的工作与组织。”赖大超回忆：“由中央组织部长罗迈（李维汉）同志……宣布年富力强的中青年同志将组成若干个中央地方工作团，派往红一方面军各个军团，协助部队搞地方群众工作。……”入黔后，撤销中央地方工作团，人员则多合并到各军团的地方工作部中。

　　三是共青团参与民运工作。共青团员积极参与筹粮筹款、扩红等工作，并且做出了不小贡献和付出牺牲。共青团中央秘书长胡耀邦任红三军团政治部地方工作部秘书长，主要做民运工作。“红军经过四川、贵州时，部队严重缺粮，派人四处筹粮。胡耀邦是所在部队的筹粮负责人。他待人热情，会讲话，会作群众工作，往往筹粮很多。”团中央宣传部部长张绩之任红一军团中央地方工作团主任，因筹粮于1934年12月牺牲在贵州省剑河县。1935年1月，曾任红一军团政治部青年部部长的赵云龙在贵州习水土城战斗中牺牲。

　　四、开展长征的地方工作

　　地方工作部负责的工作繁杂棘手，地方工作人员可谓既是先锋（先遣时设营、调查民情、宣传群众等），又是中锋（驻扎时筹粮筹款、组织群众、扩大红军、武装群众、建党建政等），还是殿军（殿后时安置伤病员、收容落伍人员、执纪督查、消除驻扎痕迹等），为行军作战尽心尽力。长征的地方工作如何开展呢？

　　（一）设营调查

　　红军一向重视先遣队的设营工作，住得下、住得好是关键。地方工作人员是设营队的组成部分，走在大队伍前到预定地域选择和设置好营地。1934年12月21日，总政要求：“加强先遣队设营队工作，注意争取群众、收集资材、保障给养。”据袁光回忆：“我们……随张云逸司令员行动。先遣队司令部的任务，主要是负责为中央纵队开路设营，经常比大队人马提前一两天行动。”

　　在先行设营过程中，还做社会调查、了解民情等。1935年2月20日，总政要求：“侦察队设营队中，政治机关应派得力的地方工作人员（或组织先遣工作团）与他们共同行动，……”据廖似光回忆：“休养连……行军每到一个地方，我们就要先找好房子，借好铺板，解决战士们的住宿问题。”

　　（二）宣传群众

　　红军长征中，无论是在战斗、行军、大小休息、宿营时，还是途经城镇、乡村等地，宣传员等地方工作人员在砖墙、板壁、门板、石头及大树干等上面用粉笔、颜料、黑锅灰书写和张贴标语及“漫画式标语”、插竹（木）片、发传单、唱歌、演话剧、画漫画等形式做宣传鼓动工作，唤醒民众，扩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以争取群众支持和克服艰难险阻。通俗易懂的标语，针对性强，如“田是穷人开，稻是穷人栽，谷粒归原主，你说该不该？！”在人口聚居的地方召集群众开会，宣传党的政策、红军纪律等，让群众认识到红军真正是工农武装。

　　1934年10月9日，总政要求：“必须在沿途进行对群众的宣传工作，尽量的召集伙食单位的群众会议，广泛的进行口（头）宣传，散发和张贴宣传品和在墙报上多写标语口号……”29日，总政指出：“传播党和苏维埃的影响，进行广大的宣传工作，要随时随地利用各种机会，散播宣传品，到处写贴大字标语与布告，找群众谈话，举行连队与群众的茶话会等，……”据林国兴回忆：“跑进山沟里的人，听到我们的宣传，看到我们不打人，不抢东西，不拉夫，不捉人，还帮助村子里未跑走的人，和他们亲切的谈话，在这种情形下，跑进山沟里的人，都纷纷从山沟里回到村子里来了。”

　　（三）筹粮筹款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群众因自身穷困、受到蒙骗、遭受威吓等而坚壁清野或拒绝帮助红军，导致红军“要吃没粮、要住没房”。处境艰难，莫此为甚。据邓颖超回忆：“当我们进入贵州少数民族地区时，筹购粮食很困难。”红军采用一打（非打家劫舍式的打土豪劣绅）、二缴（战场缴获）、三借（向商人和商会借）、四买（用钱买）的办法来筹粮筹款。红军对土劣浮财的没收和军需物质的征集、分发，由没收征发委员会来统一处理；对分给群众的物品，由各级政治机关负责。

　　打土豪、分浮财，是扩大收入、发动群众、获取民心的主要途径。地方工作人员调查、没收和分发土劣浮财，使之从窃取者手中回到创造者手中。1934年11月7日，《红星》报指出：“不私打土豪，打土豪要归公。”1935年4月14日，军委、总政强调：“……以后打土豪，应归各该政治部地方工作部统一指挥。”据李坚贞回忆：“洛甫还特意召集我们做地方工作的同志开了个会，他说：‘现在地方工作的政策也要改变，在打土豪时，不要扫地出门，只没收部队需要的东西，如粮食、钱财等，部队不需要的东西一律不动，也不要破坏，再不要打烂三缸（米缸、菜缸、水缸）了’。”1935年1月上旬，红4团在桐梓蟠龙洞里搜得粮食等。

　　1935年2月20日，总政要求：“侦察队设营队中，政治机关应派得力的地方工作人员（或组织先遣工作团）与他们共同行动，以便有较充分的时问，进行群众工作、捉土豪、筹款、征集资材等。”《注意争取夷民的工作》指出：“如果在当地没有土豪可打，为了解决红军的给养，应当出钱向夷民群众去买，或经过宣传发动夷民自动捐助。万不得已时，也要出借据向他们借。”杨至成曾任军委总供给部部长兼政委，因得罪“左”倾领导人而被降为总部的队列科科长。长征入黔后，他负责由总政地方工作部十来人组成的军委先遣工作团，做驻地周围的群众工作，用侗语喊话，快速拉近距离，设法筹集所需的粮食、物资等。

　　（四）组织群众

　　主要表现为发动群众去支援红军和参加红军队伍、支持武器以武装群众、帮助建党建政等，播撒革命火种。《指示信》要求：“我们发动群众的总的方针是要迅速的广大的发动群众的斗争，武装当地的群众，依靠这些武装起来的武装的群众来扩大红军，配合红军作战，消灭当地国民党地主的武装，来建立革命的政权。”

　　1.支援红军

　　一是动员群众，以当挑伕、烧水送饭、卖和借东西、架桥、修路、摆渡、舂米、当翻译、送口信、打掩护、救治伤病员、安葬烈士等形式帮助红军。在中央红军干部休养连中，李见珍等女红军作为群众工作组（地方工作组）成员，主要负责调查土豪劣绅、参加扩红、寻找挑伕等。有人做政治战士，协助做群众工作。据危秀英回忆：“突围途中，政治战士的主要任务是照顾伤病员。分派担架，做伤病员和挑夫的思想工作。”群众不愿或不敢帮助红军，是因为胆小怕“通匪”。

　　二是找人带路。通过截获敌电和派人侦察等，虽能使红军掌握战地情况及明确大方向，但现实中还得靠人带路。为不影响群众的生产生活和解除后顾之忧，规定凡是给红军带路的老乡，给予现洋报酬和赠送物品答谢；开路条给带路老乡，以免被要求二次带路；一般只要求带路五十里左右（往返则为一百里左右），以免给老乡带来麻烦甚至造成生命威胁（有命拿钱、无福消受）。据《红星》报的《不要乱用苏维埃国币》载：“请向导请运输员，一定要用现洋，……”

　　2.参加红军

　　扩红旨在弥补因减员而导致的兵员不足，各部都设有扩红小组，使群众提高认识后能自觉参加红军。1929年，党中央指出：“扩大红军，在红军中在群众中应该是一个普遍而深入的口号。”1935年4月6日，总政要求：“目前地方工作组应切实负责进行宣传与争取群众扩大红军的工作，……”据谢翰文的《扩大红军》载：“当部队出发的时候，各部队地方工作组，飞鸟似的先走了，跑到部队的前头，有时走到尖兵的前头；整天的没有休息，也不知疲劳，看见路边有庄子，更起劲的飞跑的走进群众家里，找他们讲话；如遇路边有群众，更是眉飞色舞，……”据赵发生的《回忆在<红星报>工作的岁月》载：“正因为红军有严格的纪律，后来我们在到达贵州黎平时，群众不但没跑，还欢迎我们，特别是苗族兄弟，要求参加红军的很多。”

　　熟悉地形、敌情、习俗、语言的沿途群众参军，给红军的行军、作战、宿营、宣传、扩红、打土豪等带来诸多便利，作用甚大。1934年11月19日，总政要求：“努力争取少数民族加入红军，在最初的时期即使个别的亦是宝贵的，政治部对于这些分子在生活上、政治上、教育上都应加以特别的注意。在人数较多时，应成立某个少数民族的单独的连队，并特别注意与培养他们自己的干部。”据萧锋的《长征日记》载：“十二月十六日……有许多苗胞参军，他们熟悉环境，熟悉道路，使我们行军、宿营、生活都更方便了。”据赵镕的《长征日记》载：“12月21日……我们今天在剑河休息一天。军团政治部通知，各单位除召开会议、清理卫生和认真检查有关对少数民族政策的执行情况外，还要注意扩兵工作。……这里居住的亦多是苗族，人民性格憨厚，生活很苦，承受着统治阶级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所以一经动员，到晚间就有168名苗族青年报名参军，由政治部负责将他们编成一个新兵连。”据魏国禄的《扎西扩军》载：“……经过这样大规模的宣传教育，加上老百姓亲眼看到红军纪律严明，官兵平等，处处为穷人着想，真正是工农自己的队伍，所以许多青壮年都自动报名参加工农红军。”

　　3.武装群众

　　指赠送武器给群众闹革命。据李维汉的《回忆与研究》载：“宜章县原有我党县委组织，我送给他们一些人枪，组织他们打游击。”在黔北，地方工作部指导建立黔北游击队、遵湄绥游击队等。扎西会议后，成立红军川南游击纵队。3月4日，红九军团奉命撤离前，派地方工作部部长王友发任遵湄绥游击队政委。4月16日，彭德怀、杨尚昆等人在贵州镇宁与布依族首领陆瑞光签订协定，赠他三挺机枪、36支步枪等。5月22日，红军先遣队司令员刘伯承与彝族沽基族首领小叶丹在彝海结盟，赠送十支步枪等，支持建立“中国彝民红军沽鸡支队”。

　　4.建党建政

　　即创建党组织、革命政权、群团组织等，进行土地革命。据李维汉的《回忆与研究》载：“11月中旬，……我是分管长征沿途的白区工作和地方工作的安排的，所以到宜章后，就派了一部分人进去工作。”蔡畅回忆道：“在1934年和1935年的长征期间，我一路上既做地方工作，也做苏维埃政府工作。”在占领遵义期间，地方工作部部长李维汉代表中央批准成立中共贵州省工作委员会（长征惟一成立的省级党组织），林青任书记兼遵义县委书记。根据决定，地方工作部指导建立遵义县革命委员会等和回山乡革命委员会等县、乡级革命政权，建立红军之友社等群团组织。1935年2月，扎西会议决定创建川滇黔边新根据地，中央抽调红6师政委徐策、上干队原政委余泽鸿、原红八军团地方工作部部长戴元怀等5人组成中共川南特委，领导川滇黔边根据地创建等地方工作。5月22日，陈云等人主持召开了总政地方工作部会议，决定于次日成立冕宁县革命委员会。

　　5.赤化白区

　　赤化即我党领导工农闹革命，消灭反动武装，推翻反动政权，建苏区。1934年10月11日，总政要求：“……去赤化广大国民党统治区，发展新苏区。”11月20日，总政提出：“……赤化湖南。”12月21日，总政要求：“首先消灭贵州军阀赤化贵州”。1935年1月1日，总政指出：“为着组织反攻的战斗，创造新苏区，必须有计划的、有步骤的开始我们的赤化工作。……”1月1日，猴场会议决定：“……必须有计划的与有步骤的来开始我们的赤化工作，争取广大群众到苏维埃的旗帜之下，……”6月18日，总政要求：“赤化以四川为中心的川陕甘三省广大地区，是此后野战军与四方面军共同行动的基本任务。”

　　（五）对敌工作

　　为扩大党的政治影响、壮大革命队伍，加强对敌军的宣传和争取俘虏参加红军。总政对敌工作部也称破坏部，指对白军官兵进行具有鼓动性的火线喊话使之动摇，对俘虏兵进行政治教育后尽快释放，没法瓦解地主武装以争取更多劳苦大众参军。1934年11月20日，总政要求：“每到一个地方各级政治机关必须发动地方工作组、流动宣传队，以及每个连队到地方居民中去进行瓦解白军的宣传解释工作，尽可能的把瓦解白军工作深入到广大的居民中间去。”如12月，在贵州施秉县就写有“欢迎白军弟兄参加红军”的口号！1935年2月20日，总政指出：“估计到敌人将要经过的地方大量的散发宣传品到白军士兵容易看见的地点（如厕所、禾草中、门板后面、破房、庙堂等），在墙壁上写动人的大字标语口号，并在火线上尽量利用可能的机会进行喊话宣传（必须估计到在运动战环境下面，喊话的可能较少，因此喊话应简短具体而富有鼓动性）。”2月27日，总政指出：“各部队立即动员自己整个部队中凡能写字的，用木炭，用毛笔，用大字，用小字，在屋壁上，在门板上，遍写下列材料十二条，做到每人每天至少写一条。”

　　（六）安置重伤病员

　　为能更好地行军作战和保存革命力量，被迫将部分红军重伤病员安置在可靠、善良的百姓或士绅家中养伤，留下安置费和药品。1934年10月25日，军委命令：“在万不得已时，重伤病的战士则留下于同情的群众家，就地医治，进行很好政治工作。”1935年3月10日，“军委电令特别要求各军团注意以下几点：……安置伤病员于群众家中。”据李维汉的《回忆与研究》载：“地方工作部的一项任务就是配合部队，动员一些地方干部，把伤员安置好，一般都是安置在老百姓的家中。”据《刘英自述》载：“地方工作部……做得较多的工作是安置伤病员，……”据李治的《长征中卫生教育和医疗工作》载：“我们在贵州时，常收容很重的伤病员，在急行军当中，往往担架伕不够，或因肠胃传染病，不适于行动者，而有几个寄在劳苦群众家里休养，并给他的休养费、伙食费及内外药品。”有群众不但拒收红军应付的报酬，还把伤病员视作亲人。据曾光明的《长征路上的收容队》载：“不仅有些贫苦农民愿意接收，而且有些绅土也愿意接收。”

　　长征安置难度大，伤病员和老乡两不愿。被安置的重伤病员，随时可能会因被抓或伤病不治而“革命到底”。但经组织再三做思想工作，他们痛苦地服从了组织安排。纯朴而胆小的老乡，也因受到威胁而不敢收留红军。据《彭德怀自述》载：“现在部队的普遍情绪，是不怕打仗阵亡，就怕负伤；不怕急行军、夜行军，就怕害病掉队，这是没有根据地作战的反映。”据舒光才回忆：“长征途中，有些伤病员无法跟着大部队一起走，团政治处的同志就会做好他们的思想工作，寄放到经过调查愿意接受我军伤病员的老百姓家里，给他们一定数量的银元、钱物。有的伤病员在老百姓家养好了伤和病，待部队再次行军路过旧地时，就又跟着部队走了。也有留在那里做长工，或当干儿子招亲成婚，留在贵州当农民的。”

　　（七）执行纪律督查

　　在部队开拔时督查军纪执行，要求归还借物并向群众道谢；造成损失要立即照价赔偿并向群众赔礼道歉。1934年10月9日，总政要求：“保证部队与群众的正确关系，加强地方工作与资材的收集，坚决与脱离群众、破坏纪律的现象斗争。”12月21日、24日，总政分别在贵州黎平、剑河发布的《关于创立川黔边新根据地工作的训令》《关于我军沿途注意与苗民关系、加强纪律检查的指示》中要求：“加强纪律检查队与收容队工作，继续在部队中进行严肃纪律的动员，更加改革与居民关系，严厉的向一切破坏纪律、侵害群众利益的行为作坚决的斗争。”“加强纪律检查队、收容队工作，在宿营地分段检查纪律，开展斗争，立即克服一切侵害群众、脱离群众行为。”1935年4月6日，总政要求：“……地方工作组对本连队的纪律须负责严格检查，保障本连队纪律的巩固。”据曾宪辉回忆：“……红军部队里师、团、营、连都建立有民运工作组或纪律检查组，检查部队有无违反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行为。”

　　（八）收容落伍人员

　　长征中，在团设收容队（拦阻队）、连设收容组以收容落伍人员，由政工人员、保卫人员、医护人员、担架员等负责。因掉队者易被敌人捕获，可能泄密。1934年10月9日，总政指出：“由政治部协同司令部、卫生部与保卫局加强收容队与拦阻队的工作，消灭行军中的落伍与逃跑投敌现象。”29日，军委强调：“必须高度加强政治工作，注意行军中卫生的救护和收容拦阻队的工作。”据《彭绍辉日记》载：“十二月五日……朱、罗经过我处时指示，要特别注意收容工作，并说连队收容组应由支部领导，团设收容队，由政治处领导，……”

　　走在长征队尾的收容队员的工作危险且艰辛：安排确实不能走的落伍人员骑马或坐担架以追赶队伍，把遗散的武器、装备收拢起来并作妥善处理，随时报告后方敌情，预防或阻止意志薄弱者脱逃或叛敌，保证自身和部队安全，等等。

　　（九）消除驻扎痕迹

　　先遣的红军侦察队在搜索道路、引导后队时，会设置一些路标（如字条、树枝、石灰、带箭头的木板或竹片等）。待主力部队离开后，为尽量不给反动势力留下追踪线索，以减轻殿后压力，断后人员要负责拆除营地设施，督促收回或销毁所有可能泄露红军行踪的标识和物件（如标语、物件及路标等）。1934年10月10日，军委命令：“每日出发前，须检查驻地，不得遗留关于军事秘密的文字。”

　　综上所述，长征中的地方工作主要包括：督促和帮助红军指战员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向沿途群众宣传革命道理、党的政策和红军纪律，为部队筹集军需品，给群众分发土劣浮财，扩大红军，赔偿群众损失，安置红军重伤病员，秘密发展党员，瓦解反动武装，赤化白区以创建苏区，等等。毋庸置疑，这既密切了军民关系，又发展壮大了队伍！正因为其作用非同小可，所以到抗日战争时期，仍设地方工作团，宣传中共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广泛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

　　参考文献：

　　1 罗明著《罗明回忆录》，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2月第1版，第172页。

　　2 赖大超著《一个红小鬼的风雨人生》，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7月第1版，第33-36页。

　　3 田国良、孙大勋主编《胡耀邦传》，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6月第1版，第16页。

　　4 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等编著《邓颖超自述》，解放军出版社，2014年1月第1版，第62页。

　　5 李坚真著《李坚真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6月第1版，第82—83页。

　　6 江西省妇女联合会编《女英自述》，江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11月第1版，第262页。

　　7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第1版，第37页。

　　8 魏国禄著《跟随周副主席长征》，中国青年出版社，1976年12月北京第1版，第24页。

　　9 费侃如著《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史事日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第129页。

　　10 李维汉著《回忆与研究》，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第1版，第352页。

　　11 舒光才著《一个红军走过的路——舒光才回忆录》，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10月第1版，第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