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平近代教育的三位先驱者
◎张永文
位于黔、湘、桂三省交界的黎平县，区位独特，历史悠久，文化厚重，兴教办学渊源流长，特别是 晚清废除科举制度后，黎平的近代教育事业蓬勃发展，涌现了三位名留桑梓的近代教育先驱者。
少数民族教育先驱者——石国华
石国华，清朝咸丰十年（1860年）出生于黎平府开泰县高林遂侗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父亲石连山 是远近闻名的能工巧匠，耕田种地之余，兼做木工修房造屋维持家用，方圆十余公里的侗寨木楼房大多由石连山掌墨建造。石国华自幼天资聪颖，由于家境贫寒，他只读过几年私塾，便被迫放弃学业，跟随 父亲外出做木工。他上进心极强，一边跟随父亲学习木工手艺，一边业余刻苦自学攻读，书本手不释卷，晚上常常点燃刨木花坐在篝火旁读书识字，或在幽暗的茶油灯下攻读历史经典、百家文集。随着年龄的 增长，知识的不断积累，他知书断事的能力也日渐显现，被戏称为“百家子弟”。他是黎平侗苗少数民 族教育的先驱者。
石国华悟性极高，记忆力很强，在跟随父亲学习木工技艺过程中，经过父亲或其他掌墨师傅稍微点 拨就能触类旁通，见到工艺精巧、结构式样新颖的建筑物或木制工艺品，他就仔细琢磨构造记在心里，逐渐掌握了木建筑柱枋铆榫穿斗技巧和檩梁斗拱结构方法。经过多次观察，他对侗寨鼓楼、花桥等古建 筑的造型结构了然于心。光绪二年（ 1876年）春夏之交的一天，黎平高重侗寨派人来邀请他父亲石连山去修造鼓楼，因从未建造过鼓楼，心里没底，石连山正犹豫准备回绝，坐在旁边的石国华却答应了下来。 第二天他琢磨着制作出了一个鼓楼模型，他父亲看后暗自佩服儿子的模仿和设计能力。父子俩反复进行推敲和改进，高重鼓楼的雏形就产生了。父子俩按约定的日子来到高重侗寨，按寨老们的意图先制作出 鼓楼模型，寨老们见他们父子俩一个多时辰就熟练地制作了出来，十分满意。接着就让石国华父子俩开工下料，经几月精心打造，一座造型雄伟、工艺精良的鼓楼在高重拔地而起，寨老和乡亲们啧啧称赞， 杀猪宰羊庆贺。石国华父子离开高重回家，全寨男女老幼出动欢送，并派几名青年挑肉、挑酒送到高林遂。由此，石国华父子俩名声鹊起，后来由他主墨修造了黎平务弄花桥、地西锁口山寺塔和主持维修的府城 北塔等精湛的建筑物，成为当时侗乡建筑的经典之作。
石国华成长的清朝咸丰、同治时期，正是贵州苗侗各族人民大起义的社会动荡之时，因清廷腐化堕 落，忙于镇压少数民族起义，不理朝政，石国华只有从事木工维持生计。直到光绪初年，石国华才凭借个人出色的才智和学识，考取府学廪生，进入黎阳书院深造学习，聆听晚清进士、书院山长胡长新及彭 应珠等名师的教导，习读《四书》、《五经》、《增广贤文》等中国古代文化精华书籍。光绪八年（1882 年），石国华参加壬午科举考试，不幸落榜，他一时有些心灰意冷，但想到导师胡长新、彭应珠终生不仕, 致力于家乡的教育事业，加上之前追随父亲在乡间村寨做木工时，看到很多侗苗子弟无师教授，无书可读, 望文教兴叹，流浪无拘乡间山野。振兴家乡的农村少数民族教育，成了他义不容辞的选择。
光绪二十三年（ 1897年），石国华应邀来到离家三十多华里远的黎平西北路高东（今大稼乡高孖村） 侗寨开办私塾从教，他走村串寨上门劝学,动员家长送子女入学，分大班、小班招收几十名童子，教授《四书》 《三字经》《幼学琼林》《增广贤文》等课本，大山深处的侗寨响起了朗朗读书之声。在从事乡村教育的实践和考察中，他针对当时乡村存在的落后教育观念，劝勉从师者公而忘私，育人兴学，抨击唯利是图、 沽名钓誉的庸儒，写下了《大开绛帐文》一文，其中写道：“君子之身，可大可小；丈夫之志，能屈能伸。 各施先知之责为己任，不以家事而忘人事；要知先觉之权为重，勿以私心而废公心。诚能待学生若亲生，处处宜浴濯童冠；视人子若己子，人人效立雪游杨。就日沾云，谁人不快春风之座；葵倾野草，孰非沾 时雨之恩。三乐既洽吾心；百世岂劳我忘。”动员社会各界振兴民族教育，尊师重教，教者要树德育人， 师范从业。三年后，因家中添丁，父母年迈，加之想到在高东办教只是僻壤一偶，只能小打小闹，要到中心地区去办学才能扩大乡村民族教育的影响，于是他离开高东暂时回家。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冬，石国华经多方联络，与正在新屯所（今高屯）开馆讲学的潭溪古顿寨 人欧永深一起，邀约黎平城乡有识之士合作，在黎平府城兰花园开办振文义学，专招收城乡侗苗子弟入学读书，时人称为“苗书院”，黎平府城的少数民族教育机构正式诞生了。次年，朝廷废除科举兴办学堂，振文义学于宣统元年（1909年）更名为“黎平第二高等小学堂”，欧永深任校长，石国华等任教员， 并得到城乡诸多有识之士的鼎力相助，学校规模日益扩大，教学秩序逐步走上正轨。石国华的次子石宗英就读于该校，民国五年（1916年）以优异成绩考取省城南明中学。后来石国华回顾振文义学办学之艰 难，写下了传颂至今的《振文义学赋》，写道：“名扬黔省，咸称我校整齐；势盖黎阳，均语五境秀挺。 地灵而人亦杰，足增色于五开；近悦则远自来，不愧名为二等。盖以久育英贤，常延师表。邺水之风，朱华之肇。”
民国六年（1917年），石国华接任校长。他严谨治学，视学生若亲生，视人子如己子，为培养侗苗 子弟成才呕心沥血。凡遇家贫而想退学的，设法给予周济，并亲自登门劝勉；办学经费不足时，带头到城乡募捐筹款。并多次亲临孟彦，与寨老房长商谈办学事宜。民国十年（1921年）夏，次子石宗英从南 明中学毕业后，石国华还创办孟彦小学，他亲自兼任校长，安排石宗英到孟彦小学任教，同时还聘请县城的骨干教师前往执教。
民国十一年（1922年），黎平第二高等小学堂不幸惨遭火灾，教学设备付之一炬，校舍建筑荡然无 存。石国华挺身而出，向社会大声疾呼，请求援助，并以年老力衰之身，肩披蓑衣，脚踏草鞋，顶霜雪，冒酷暑，奔走在黎平西北路的茅贡、孟彦、尚重等地，劝捐募款，筹工备料，殚精竭虑重振少数民族教 育大业。石宗英得到父亲所在的学校遭遇火灾后，迅速也在孟彦、罗里、敖市等地开展募捐活动，帮助父亲尽快恢复学校的建设。学校重修之时，石国华亲自掌墨，精心设计，严格管理，与工人师傅们同工 同吃同住在工地上，既当设计师，又当施工员。在他的辛勤付出下，黎平第二高等小学堂校舍又重修而起。他兴致地挥毫在学校大门写下楹联：敞琅起文明，现在学校宏开，招来四方英才，齐施教育；中天回泰运， 将来伟人特起，震动五洲民族，共仰经纶。
新校舍重建成后的第三年，因积劳成疾，操劳过度，石国华病逝于校内，享年64岁，黎平城乡各界 悲痛不已。他为黎平少数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振兴，不遗余力，鞠躬尽瘁，不愧为家乡少数民族教育的开拓者，侗苗子弟的引路人。对他的逝世，哀挽者众，其一生功绩，正如他的门生所写的那样：师尊 气质最精良，爱校精神冠侗庄。既播箴规周梓里，复施教泽遍城乡。共仰春风期入室，同沾化雨冀登堂。人至九泉修难已，众士铭心永不忘。
女子教育先驱者——王开媛
王开媛，小名鸾姣，清朝同治十三年（ 1874年）生于黎平府开泰县一个书香门第。父亲王大铭是黎平府学的武生。她家有兄妹三人，她为满妹，自幼聪慧，性刚毅，个子不高，圆圆的脸盘，颇有小家碧 玉的风韵。从小在长兄王开浚开办的家塾中伴读，在其陶冶下潜心研经读史，学业日增，因而博通经史，能下笔成章，出口成咏，诗文与女才都很出色。成年及笄时，与同城庠生赵志琛结为伉俪，婚后仍不辍读, 夫妻俩以诗为媒，一唱一和，互相勉励，感情十分融洽。虽然出生于旧封建家庭，王开媛却没有“大家闺秀” 的习气，举止言行大方，性情刚烈，敢于打破封建思想对妇女的梏桎，是一个不信邪、不畏强暴的巾帼。
光绪二十四年（ 1898年），清廷发布《明定国是诏书》，实施戊戌变法，倡导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 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等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资产阶级文化思想的新思潮在全国得 到传播，束缚中国人几千年的封建思想开始动摇。王开媛从报刊上看到“男女平等”和驳斥“女子无才便是德”、“女子缠足之害”的文章后，对长兄王开浚和丈夫赵志琛说：“中国积弱，频受外国欺侮， 诚然是有多种原因，但是这些极不合理的封建观念，使妇女同胞不能发挥才能，亦未免不是其中之一， 这些桎梏妇女的枷锁必须打破！ ”在长兄和丈夫的支持下，她首先放开自己缠得已经变形的小脚，并向 人们呼吁，决不能再强迫下一代女孩缠裹小脚贻害其终身，也不能再把她们锁在深闺，要让她们读书识字, 同时积极主张女子入塾读书，批判“女子无才便是德”的陈腐观念，直接向压迫妇女几千年的封建礼教宣战， 在黎平府城名震一时。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十二月，丈夫赵志琛将铺房转卖给同城富商张裕茂。在转让过程中，两人 因退还器具发生争执，张裕茂的儿子张全朋倚财仗势，雇请打手打死王开媛的丈夫赵志琛。王开媛具状向开泰县衙告发，要求伸张正义，严惩凶手。开泰知县王乃霖因暗中接受张家贿赂，不予受理。王开媛 得知实情后，义愤填膺，率家中子弟在县城荷花塘拦轿喊冤，扯破王乃霖的官服，砸烂他的官轿，并到县衙门口静坐示威。王乃霖想派差抓人，见市民聚集在门前高喊支持王开媛，为她请愿，只好龟缩在县 衙里，不敢露面。王开媛拦道砸县官王乃霖官轿的举动，全城百姓莫不拍手称快，纷纷称赞她敢作敢为，为民扬眉吐气。
继后，王开媛又将丈夫无辜死于非命，县官王乃霖受贿枉法的情节具状上告至贵州省署，尽管证据确凿，但由于官官相护，历经数月，仍然犹如石沉大海，不了了之。丈夫赵志琛的尸体已经腐烂，王开 媛愈加悲愤，心想省署不理，就上京城。翌年，王开媛不顾兄长和赵家族长的劝阻，冒着酷暑只身上北京告御状，行程一个月才抵达京城，但状纸递到都察院之后，却以未经省署办理而不予受理，此时的王 开媛有冤无处申、有理无处诉。
在王开媛孤立无援、万念俱灰之时，有幸得到在京城任礼部郎中的黎平同乡彭汝畴和任工科给事中的贵阳人陈田的帮助，他们对柔弱女子王开媛敢于孤身进京告状的胆量无比钦佩，对她孤独无望、忧心 如焚的处境深表同情，于是彭、陈二人通过同僚关系，写信给贵州省署法司，要求他们秉公办事，了结此案。恰在这时，开泰知县王乃霖因为其他案件牵连，被革职丢了官，张全朋因失去后台“保护伞”而 被打人死牢，监候处决。
王开媛此次上京叩阍，历尽艰辛，饱尝劳苦，感慨万千，于是含泪写下《上京控告感怀》诗一首：自惭薄命走幽燕/历尽艰辛几万千/孤雁空飞千里地/ 一书上达九重天/背人啼哭重巾湿/久客心惊暮鼓填/为报夫仇心竭死/推恩种德仰双田。这首诗感人至深，催人泪下，当时黎平的不少文人墨客都依韵和诗赞颂她的精神。
宣统元年（1909年），清廷宣布大赦天下，张全朋的死罪遇赦，侥幸保全活命，出狱后，张全朋唯 恐王开媛再顶案诉讼，遂托亲友出面道歉，并表示愿意出银200两，作为厚葬赵志琛的开销，以化解两 家前仇，张全朋还亲自登门求情，向王开媛及家人陪罪。王开媛见张家情真意切，态度诚恳，事已至此，再追究下去也显得不近人情，原谅了张全朋的罪孽，同意收下了赔偿费。
王开媛上京告状往返时，目睹了很多城市如雨后春笋般的兴办新学堂，女子学堂也比比皆是。回到 黎平后，她想妇女社会地位低下，皆因没有读书识字，知书达理，现在提倡新学，何不如将张家赔偿的银两作为办学经费，在黎平城开办一所女子学堂，让城乡的女孩能入学读书，提高自己的修养和社会地位。 于是她将这个想法告诉了家人，长兄王开浚第一个站出来支持她，随即请张季华、陈世显等城区有名的士绅出面宣传动员。消息传出，立即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响应，新任开泰县知县洪庆月听说王开媛要创 办女学，亲自召见了她，倾听她办学的意图，颇表赞同，并同意划拨府学前左侧原县训导署的木瓦房三进九间作为办学场所，同时认捐白银200两作为开办女学堂经费，还决定聘王开媛为女学管理员。于是 王开媛亲撰写《劝捐小启》张贴城乡，奔走于黎平绅士、富商和平民之间劝捐女学基金，人们看到王开媛带头捐出丈夫的赔偿费，无不为之动容，纷纷解囊捐资，薛凤五、胡序荣、陈芝繁、黄景升等商户每 家都捐银百两以上，不到一个月共收到捐资1300余两。王开媛将这些捐银用于购置教学设备和修缮校舍, 余下留作教员工资、教学管理等项费用。
宣统二年（1910年）二月，黎平府第一所女子学堂正式开学，因学堂紧临府学泮池荷花塘，故名为“黎 平府荷花塘女子学堂”。开学时，开泰县知县洪庆月亲赠匾额，乡绅民众以锦缎书写赞词，燃放鞭炮庆贺。女子学堂开办后，经王开媛多方动员有二三十名女生入学，大多为城中官宦或豪绅富户的小姐家眷，年 龄参差不齐。因人数不多，当初只设一个初等班，开设课程有论说精华、国文、算术、图画、音乐、格物、手工等，教员有张季华、陈世显等人。进入民国时期后，入学者日渐增多，学堂分设为甲、乙、丙、丁 四个班，遂将第一期毕业的黄玉华、王素远、袁华英、左玉美、陈义珍等留校任教员。尔后，女子学堂又扩大到了六个班，共有女生200余人。随着社会的进步发展，城乡愿意送女孩入学读书的人家越来越多, 女子学堂规模不断扩大，原校址因过于狭小，于民国二十六年（ 1937年）将校址迁往城西复述街观音堂内， 更名为“黎平县高等女子学校”，又新增高等甲、乙两个班，相应增开历史和地理两门课。再后，打破招生性别界限，陆续招收男生入学，后来与黎平第二高等小学堂合并，更名为“黎平县第二国民小学校”。 建国后，以“黎平城关第二小学”一直开办至今。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王开媛年迈退休，校务相继由留校任教的黄玉珍、张齐兰、薛泽玉、王 素远等人接办。民国三十七年（ 1948年）四月，为创办黎平女学呕心沥血、鞠躬尽瘁的王开媛因病去世, 享年74岁，黎平城乡各界为其送葬的人群挤满大街小巷，纷纷自发来为这位女子教育先驱者送上最后一 程。
新学教育先驱者一赵学娘
赵学娘，字明德，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出生在黎平府城一个士绅之家。赵学娘勤学耕读，精通 文史、数化、英语各学科，立志“教育救国” 一生不改，严于治学，数十年如一日为人师表，身体力行。 他创建并从教于黎平县立中小学、国立贵州师范黎平分校及建国后的黎平中学等学校，为黎平教育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是黎平新学教育的先驱。
赵学娘七岁进入黎平城关明强学堂读书，开学当天，学堂墙上挂着一幅古人的画像。周老先生带赵 学娘等新入学同学向画像点香行礼，三拜完毕之后赵学娘觉得画像太瘦了，便问：“先生，我们叩拜的 是何人？为什么那么瘦弱，是不是曾经饿过饭？ ”周老先生觉得赵学娘有眼力，观察细致，所提问题有己见，一定是个好学的孩子，于是对他讲述了孔子的故事及挨饿的经历，告诉他孔子是我国伟大的教育 家、思想家、政治家，因此大家要祭拜孔子，学习他“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不耻下问，学而不厌” 等勤学苦读的精神。赵学娘听了周老先生的一席话，不但明白了孔子画像瘦弱的原因，而且知道了孔子 是位了不起的古人，于是就向周老先生说：“先生的解答，学生顿开茅塞，我要以孔子为榜样，好好读 书学习。”周老先生微笑地点了点头。
民国二年（1913年），赵学娘考入贵州省立模范中学，在校期间他学习刻苦，尊敬老师，团结同学, 学习成绩一直都是班上的尖子，连续3年被学校评为模范学生。有一年的秋天，他母亲把5块银元和腌 鱼包在刚缝制好的棉衣里托人带到学校，赵学娘由于专心致志学习收到棉衣后没有打开，又写信回家要伙食费，他父亲回信说钱带在棉衣里，他把棉衣打开来看腌鱼已生蛆，后来“读书忘食，腌鱼生蛆”成 为了黎平人传颂赵学娘专心读书的故事。
民国六年（1917年），赵学娘在岳父彭汝荣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东渡日本，留学于东京明治大学法政科。 这一年，天津南开中学到日留学的学生有周恩来等9人，他们经常在一起聚会，畅谈国家大事，并在东 京成立了旅日中国留学生爱国团体“新中学会”，之后学会扩大吸纳贵州、四川等外省在日留学青年， 于是赵学娘加入“新中学会”，并积极参加学会组织的各项活动，先后两次在“新中学会”上发表演讲。 翌年在“新中学会”活动中，赵学娘结识了在东京日本明治法律学校留学的周恩来，此后与周恩来有多 次交往。是年底，赵学娘因父亲病故而离开东京回家治丧，未能完成在日本的学业，当时北洋军阀政府挽留他在北京就职，但他以“教育救国”为志向，婉言谢绝了北洋军阀政府，回到家乡黎平，立志于家乡的教育事业。
从民国十年（1921年）开始，赵学娘就担任黎平县高、初两所小学校长，开设并亲授英语课程，从 而开启了黎平英语教学之先河。他教育学生时常说：“中国之落后，国民之落后，原因乃是封建思想束缚。 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封闭体制，导致国人思想不解放，于是教育落后、文化素质落后、经济也就落后。美国、英国、日本之强盛，是其国民素质之强，文化之强，经济之强。要使中华民国国富民强，我们要学好文 化知识，要为国家的兴旺而立志读书学习。”
民国十一至十六年（1922—1927年），赵学娘调任贵州省立农业学校和贵州省立职业学校学监、贵 州省立大学分校管理员、省转运公司营业股股长等职。
民国十七年（ 1928年）4月，黎平、榕江、永从、锦屏、下江五县在黎平召开办学联席会议，经协 商一致同意创办五县联立中学，选址建在黎平县，同意按各县人口及地方财力分担办学经费。第二年春，省教育厅下达指令，同意黎平、榕江、永从、锦屏、下江五县联立中学成立，由黎平县县长郭靖臣兼任 校长，并开始招生。在争取创办五县联立中学时，赵学娘在省城贵阳积极奔走呼吁，毅然决定返回黎平任教，举荐动员了熊啸泉、邓坤厚、张泰昌、李欣然等优秀人才充实到五县联立中学教师队伍，首期招 生31人。当时，由于五县国民政府财力匮乏，学校创建初期，办学面临诸多困难，教师报酬难以保障， 其他几位教师任教一年就离开了五县联立中学，赵学娘却坚持下来。第二期招生时，赵学娘任教导主任，他动员张季华、欧永琛等5人担任任课教师，但因邻县不能持续提交办学经费等原因，五县联立中学于第三年就停办了。
这年秋，赵学娘、彭四箴于是与黎平地方绅士协商，提议本县自行组建中学，经黎平县国民政府同意, 决定拨地方公产作为办学基金，创办黎平县立初级中学，在各界支持下成立了县立初级中学筹备委员会，彭四箴任主任，赵学娘任副主任。赵学娘尽心竭力，多方奔走，为建校操劳。没有课桌凳他带领学校老 师动用各种社会关系四处借用，教师不足他自己多承担几门课的教学任务，没有经费带头捐资捐物办学，彭四箴、赵学娘分别带头捐银100元和60元。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春，黎平县立初级中学正式成立， 彭四箴任校长，赵学娘任教导主任，招收初中、简师各1个班，简师班招录原五县联立中学部分肄业生， 修业一年，为黎平培养师资人才打下了基础。黎平县立初级中学办学严谨认真，坚持树人育德，学校不断发展，生源日益增加，租用的校舍满足不了需求，后来得到县长张止爰的支持，校舍很快得到扩建。 为全身心投入办学发展中，争取更多的时间办更多的事，赵学娘把家都搬到学校里来，曾因劳累过度几次晕倒在校，他曾向社会承诺：“县立办学，为国为民。培才育秀，百年树人。力不能继，校归全民。 勒石永志，后辈是遵。”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12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黎平，时任中革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派红军侦查 员到黎平县立初级中学联系当年“新中学会”会员的赵学娘，然后周恩来亲自来到他家叙旧，邀请他参 加红军干革命，赵学娘因老母年迈，加上县立初级中学施教的需要，他辞谢了周恩来的一番好意，周恩来对他说：“当地需要你这样的教育人才，就在黎平继续办学吧，教书办学也是革命，也是对红军的支持。”
民国二十七年（ 1938年），赵学娘被选为贵州省临时参议会第二届候补参议员。“七七事变”后， 日军大举侵华，沿海各省相继沦陷，很多学校向西南内迁，其中原江苏棣霞师范学校迁至贵阳青岩，更 名为“国立贵州青岩乡村师范学校”，第三年根据时局情况，决定该校再次迁至交通闭塞、安全隐僻的黔东南地区。赵学娘闻讯后，一方面要求黎平县国民政府积极向教育部申请，愿将县立中学所有校产及 学校附近民房园地一律收为公有，作为接迁国立师范学校校产。另一方面函告黎平在民国政府南京任职的周仲良，请他为桑梓尽力声援。终获教育部长陈立夫同意，电示校长黄质夫迁校至黎平的意图，并要 求其亲临当地勘察校址、农场基地等办学条件。当年秋，赵学娘赴贵阳参加省临时参议会，受县政府和各界人士委托，面晤黄质夫校长，洽商迁校黎平事宜，并邀请黄质夫校长到黎平考察，受到县长张止爰 及地方绅士热情接待，考察拟作为接迁的黎平县立初级中学校址校产后，黄质夫校长十分满意，深表赞同。但在考察城郊大小月形山建农场时，由于此地为一家族的祖坟山，受到个别族人从中作梗，一时难以定 夺。随后黄质夫校长又到榕江县进行考察洽谈，觉得榕江县提供的条件满足办学需要，且水上交通方便，对办学有保障。黄质夫校长回到省城后，对两地选址进行相比，遂决意迁校至榕江县城。消息传来，黎 平人士深感惋惜，并又极力地向教育部反映，经多方斡旋，教育部令黄质夫校长在黎平开设分校，隶属于迁至榕江县的国立贵州师范学校。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黎平县立初级中学改名为“国立贵州师范黎平分校”，黄质夫兼任校长, 委派徐石樵为教导主任，主持分校工作，赵学娘为总务主任，分校的办学经费由国库支付，首期开三个班, 招收学生163人，教师多数来自沿海文化发达地区的大学生或留学生，他们为分校引进新文化、新思想， 传授鲁迅、茅盾、巴金、叶绍钧等人的优秀作品和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唯物史观》等，大大激发了学生们的抗日斗志和民主意识。赵学娘操办的总务井井有条，课桌凳损坏了他亲自动手整修，为美化 校园他亲自栽花种草。黄质夫校长来分校视察，对学校勤俭办学，严谨治学大加赞赏。民国三十三年（1944 年），因国民政府财力不足，国立贵州师范黎平分校停办，次年黎平县初级中学恢复，不久赵学娘受命接任校长。
抗日战争胜利后，黎平县初级中学师生欢欣鼓舞，精神振奋，赵学娘校长提出“诚、勤、爱、勇” 四字校训，并欣然命笔作《黎平中学校歌》，唱道：“南山苍苍，泉水泱泱，气象极辉煌。左邻何文烈， 右毗朱太常，精忠大节堪景仰。本着诚勤爱勇，孜孜教学，发扬黔南文化之光昌。”体现了他“教育救国” 的志向。
1950年黎平解放，新中国成立后赵学娘先后任黎平中学教导主任、校长等职，同时还当选县人民代表, 省、州政协委员。由于长期为家乡教育事业呕心沥血，1963年3月他积劳成疾病倒在学校寝室，抢救无 效不幸辞世，享年72岁。黎平县人民政府成立治丧委员会，为他主持召开追悼会，县城学校师生及生前 好友人士上千人为他送行。
（作者系黔东南州总工会副主席）